1703317660 “六条”在1977年11月15日颁发于安徽全境，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这个冬天，乡下真是热闹，上面的精神一个接着一个地传到这里，干部工作队一批接着一批地来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但是只有一次真正地令农民兴奋起来。那是在一天晚上，一位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来到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恰逢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全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干部的讲话。人家告诉他，这是在宣讲“六条”。张广友长久奔走于乡村，无数次地见过农民的开会，可从来没有看到农民会对干部的讲话报以如此专注的神情，以至于十几年之后还能记忆犹新。“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他说：“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念完了，农民却没有听够，一边大喊着“再念一遍”，一边向前涌动。干部开始念第二遍了。人群里的情绪也更加激昂。碰到喜欢听的地方，就有人高喊：“重念一遍！重念一遍！”或者喊：“念慢点！念慢点。”那时正是冬天，张广友感觉到身上的寒冷，转过头去问旁边一位老汉：“冷不冷。”老汉笑道：“不冷，不冷。”张又问：“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都高兴。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有证据表明，这个场面后来为万里知晓。他显然从这里受到鼓舞。“我看，”他说，“只要尊重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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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2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将这个“六条”看作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有些人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看来这有着相当的理由。我们今天来看这整个事件，可以确信这个“六条”并不是万里亲手缔造。但是在“六条”诞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万里在发挥着作用。其情景就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非胡耀邦亲手撰写，但却是由胡耀邦一力推动，方能以后来那样的面貌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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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4 万里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当他想要贯彻他的振兴农业的方针时，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公社社员对生产的缺乏诚意，每当驱车走到乡下，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看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多是由于失去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万里的这一信念乃是日后产生“六条”的第一个契机，此后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他要求省委农村政策的工作人员写出一份材料，真实地反映乡下的情形。材料很快成文，其中不仅揭露了农村的贫困，还检举了种种“浮夸”、“瞎指挥”的问题，所列数据和事实，触目惊心。结论就更加不合时宜。它说，农村的破败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危害。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有极大可能构成攻击社会主义的案例。所以材料并未公开，只是作为“绝密件”呈送万里本人阅读。这再一次给万里以巨大的震动。他显然认定，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为大规模的抗议，无论怎样的“绝密”，也终会有爆发出来的一天。他找来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要周曰礼搞出一个改变既定政策的意见出来。周的办法仍然是到乡下去调查。大约几周以后，他的调查组就在滁县地区起草了“六条”。万里看到了“六条”，没有太多的修改便认可了。虽然他心里琢磨着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全都写进来，比如他已经认定“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就没有写进“六条”之中。因为现在就全线出击未免鲁莽，也许会遭到巨大的阻力，就眼下的情形看，能够做到这“六条”已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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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6 至于聚集在人民公社里的那些社员，当然可以懂得“六条”的真实含义。果真施行起来，他们就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都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三年决战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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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8 这一年的秋天，江淮大旱，赤地千里。公社的农田几乎没有人来耕种。万里即使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万里说。省委的领导者们就这样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这种决定在今天看来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知道地总要耕种才能收获这个道理呢？但是，那时候人们就真的很难想通这件事。有人说，“为什么要让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以‘借地’为名，搞分田单干。”“这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把地种上，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又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仅仅这一个措施，全省增加耕种面积一千多万亩。第二年夏收，大家看看这么多粮食，就不禁想起“三年饥荒”：“那三年如果这样种保命田，不会死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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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0 1978年初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已经诞生，震撼中南海的“真理标准讨论”也已经展开，“两个凡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极左的权威仍然笼罩在我们国家的上空。万里即使在千里之外，也可以感觉到政治上的压力日愈增大。随后的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北京的注意力似乎全都放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上了，胡耀邦承担着重重的压力。这一边，安徽的万里反而显得平静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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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2 不过，农民可没有那么安分守己。他们从万里的种种言论和行为当中似乎得到了鼓励，有些人就大着胆子“为非作歹”起来。1978年9月1日夜晚，在万里治下的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召集了一个会议，议题在今天的人们听来一定会觉得奇怪：怎样才能让农民把地种好？但在那个时候这却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会议是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的，有二十三个党员参加。开始的时候，大家全都沉默，后来有个党员禁不住汤茂林的怂恿，就说：“只有一条路，像1961年那么干。”汤茂林心里明白，“像1961年那么干”的意思，就是“包产到户”。他当然懂得这中间的危险：多少人为了这件事情被搞得家破人亡，就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鉴于这些惨痛的经验，汤茂林当然不敢公开赞成，但却当场决定“试试看”。9月18日，汤茂林在黄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附近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九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前来参加，汤宣布了黄花大队的办法。此后两天，黄花大队势如破竹地将一千四百二十亩地分给农家。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惊叹。万里也就是在这时知道了山南发生的这些事。他是从一封匿名信里知道的。信的作者当然不是向他报喜，而是痛斥汤茂林“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还旧事重提，说60年代初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现在的山南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将此信转给另一位书记顾卓新去阅读，顾又转给第三位书记王光宇。这三个人全都不置可否，只是要农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调査处理此事。真是巧了，农委派出的那个人，老家就在山南区所属的肥西县。他对汤茂林说，“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我知道”，然后就回到省委去复命。汤茂林把这些情节联系起来，就发现省委的这些领导们其实只是对攻击者作出一个姿态，根本就不打算干预山南的行动，不免胆子更加大起来。9月22日，他召集所辖全部公社的党委书记开会，宣布大家可以仿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他的那些下属相视而笑，汤茂林觉得蹊晓，一问方知，不少人早就这样干起来了。其中三个公社用黄花的办法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小麦和油菜就全部播种完毕了。二十年以后，张湛彬在他的著作《大转折的日日夜夜》当中提到当时山南的这些事情时，不禁感叹：“这在过去靠空头的政治动员是无法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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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4 “空头政治”既然没有办法让农民把小麦和油菜都种下去，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万里的行动。比如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就指责万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也指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报纸上面也在不断地刊出文章，指责万里领导的安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至少也是在“反对学大寨”。万里对这些指责一律置之不理，也许他看明白了眼前的形势，认定我们的国家再也不会出现1976年那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局面。也许他已经把仕途沉浮看淡了许多，心想最多自己再回到医院里去检讨和邓小平的关系也就是了。总之，我们从现有的记录来看，万里对这些所谓“主义”和“道路”的压力并没有丝毫的犹疑。他反而在1978年11月的某一天里决定非同那些人分道扬镳不可。“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来的。”他坚决主张，安徽的实践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他说：“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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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6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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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8 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万里所发出的对旧时代的叛逆之声，肯定正在感染着他领导的安徽。不肯老老实实地呆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社员越来越多。局面一发而不可收。12月某日，凤阳县的小岗大队蠢蠢而动。这里的18户人家对于人民公社已经完全失望，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这一天晚上，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间的茅草屋里之前，写下一纸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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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80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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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82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 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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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84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利，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利，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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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86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时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利。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50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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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88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土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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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90 万里一生出入无数政治的漩涡，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眼前这次，几乎所有的风险全都在他一人身上。不过，他似乎是个天助神佑的人物，过去这些年里，他无论怎样惹火烧身，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逢凶化吉。比如1976年从夏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铁道部的批判万里，虽经“极左派”们精心筹备，却屡屡不能实行。第一次，批判大会原本拟定在7月28日，结果这一天天还没亮，京城东南400公里远的唐山市就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地震，死者24万，伤者不计其数。这一来就混乱了一个多月，批判万里的计划也就搁置起来。到了9月8日，“极左派”再次想到了万里，他们把批判大会安排在第二天，不料，第二天毛泽东去世了。万里也就第二次逃过一劫。到了10月6日，万里第三次接到通知接受批判，觉得这一次无论如何难逃一劫，他做好一切准备，打算慷慨赴会，但就在这一天，“四人帮”垮台了。从这一天起，世人就再也看不到“极左派”怎样批判万里，而是不断听到万里用异常尖锐的言词批判“极左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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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92 现在到了1978年，万里的再一次惹火烧身，把全国的眼光都吸引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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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94 他还能够再一次逢凶化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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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99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1703316996]

17033177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五章 昔日“逆流”，今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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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02 邓小平到处“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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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04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作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二十年后所有人都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决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于理解的，甚至拿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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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06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愈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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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08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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