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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农民富了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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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1977年的这个冬天，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仍然极少。大多数人还在跟着庆祝农业的又一个“大丰收”，至于为农民的贫困而悲伤饮泣的高层领导者，这时候似乎只有万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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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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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面并不属于第一代领袖的阵营。较之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他的年龄稍轻，革命的资历也要浅些。严格地说，他和华国锋是同一代人。40年代初期，他是共产党运西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那时候邓小平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在行政上为万里的上级。虽然这两个人的官职还隔着很多层，但由于运西是边区的中心区，所以万里的魄力和能力也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到了40年代后期，邓小平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也势如破竹地从中原驰骋西南，万里赴重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他在这个城市里面和邓小平同住在一个院落，两家人朝夕相处，自此结成友谊，始终不渝。1952年，邓小平奉调入京，担任政务院的副总理。万里随着来到北京，成为城建部的部长。到了1958年，北京大兴土木，需要一个格外有力量的人来主事。万里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从此他便主持建设北京十大建筑。这些全是京城里面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直到今天还能作为新北京建筑史上的经典，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博物馆，等等。一年以后，大功告成。当万里陪同毛泽东视察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呀。”他的名字从此也就为整个中南海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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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万里一生由最底层崛起，直到成为我们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乃是靠了他本人的能力、气质、实干精神以及确凿的政绩。他只要获得机会去做一件事情，总会干得轰轰烈烈。这在50年代后期他主持北京建筑工程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次证明。在70年代中期他随着邓小平整顿全国经济的时候，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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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75年1月18日就任铁道部的部长。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铁路上只知道开展政治运动，至于运输就一塌糊涂。货物堆在车站上面，列车则空空荡荡地等在那里，就是无人装车。人们不是大批判就是“天天读”。万里来了以后，情况立刻颠倒过来。4月，他跑到南昌，把造反派大骂一通，然后将他们统统调离。5月，到长沙，撤了三个造反派。6月，先到昆明，撤销了那里一个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接着又跑到郑州，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也是一个造反派。他就这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造反派就惶惶不安。他不许造反派头头入党，不许造反派当官，还命令这些人立即给那些“特务”和“走资派”平反。他给自己的这些行动总结了一个经验，叫作“一批二撤三调离”。到了7月份，铁路货运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第二季度运输量比第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六十一。万里也就实现了他所说的“畅通无阻，安全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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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1975年8月，毛泽东借着《水浒》来影射现实的政治形势，说要把这本书当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就开始直接批评邓小平了。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向他转达刘冰的信，是故意地支持刘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这样席卷全国。邓小平倒霉了，万里自然不能幸免。被万里撤销职务的那些“造反派”们开始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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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春天是批判万里的一个高潮，也即所谓“批邓联万”。“造反派”最热心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追査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他们大声斥责万里执政的时期，铁路的“点正了，线偏了”。现在，万里不能发布命令了，“极左派”所说的“线”又“正”了，但是铁路又开始混乱起来。这个春天里，主要干线上的货物运输减少了三分之一，客运的正点率下降十个百分点。进入夏天之后，情况更加严重，6月下旬，日装车比中旬少了六百四十五车，7月上旬，日装车比6月下旬又减少两千五百五十六车，7月中旬，又减少了一千一百九十五车。整个7月，就不仅仅是完不成任务，还不断地发生致人死伤的事故。前两个星期，全国每天有两起重大事故。从第三周起，严重的事故更多了。16日，一列火车撞到另外一列的尾巴上。20日，两列火车正面相撞。21日，一列油罐车脱轨，满车的原油倾泻出来，燃起熊熊大火。这时候，万里正在医院里面交代他和邓小平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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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极左派”说万里与邓小平关系特殊，倒并不是冤枉他的。我们仔细分析万里一生仕途，他同邓小平的格外亲密的关系无疑是其中一种重大的烘托。“文革”当中，万里被造反派打倒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同邓小平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北京街头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可以找到证明。这些大字报中有一张上面画着一幅漫画，画中是几个正在打桥牌的人，其中一个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另一个就是万里。另外一张大字报是一幅“百丑图”，其中有邓小平坐着轿子，万里则是抬轿子的人之一。到了1976年，举国都在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万里也就再一次被人们指斥为邓小平的“黑干将”。造反派热衷于追究的除了万里的翻案罪行之外，还有他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他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那段岁月，随着邓小平的命运“两落两起”，直到80年代还能对我们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一种个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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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个时间与邓小平的复出几乎在同一时刻。万里到安徽后，仍然一如既往。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极左派，这同他在1975年做铁道部部长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农业，对乡下的事情所知甚少，同过去二十年党的错误的农业方针也没有任何牵连。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要具有百姓的感情和足够的务实精神，要了解农村的弊端一点也不困难。而万里就恰恰具备这些品格。当农民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少报产量的消息为万里所知的时候，他完全不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指斥农民的自私和坑害国家，反而用完全相反的逻辑来开导他的下级。“藏粮于民，总比吹牛浮夸好。”他说，“这是农民对过去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当他看到官员们忙忙碌碌地指挥社员播种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当全国所有地方纷纷涌向大寨参观取经的时候，他却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诸如此类的话，在那些熟悉农村也懂得农业的人们嘴里，永远也说不出来。他们也许具有万里所没有的管理农业的经验，但就是没有万里对农民的那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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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万里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对于农民所投入的这种感情，还不会对大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日后领导改革的新一代领袖，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乔石、宋平、姚依林、李鹏、江泽民、朱镕基、邹家华，等等，此刻都还默默无闻。对于中国大政将会发生重大影响的老一代领袖，如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任重，此刻也还在幕后。就大局而论，当时全中国上上下下最为关心的事，似乎是为那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以及策划新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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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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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掌握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所选择的对象是7亿农民。整个过程被设计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清洗以及在农民的心理上确立他的地位；然后是鼓动新一轮学大寨的热潮，以证明只有华主席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继承者。为此，动员全国的力量召开一次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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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1976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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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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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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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华国锋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他的政敌发起的首次打击。陈永贵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令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激起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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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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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是为毛泽东以后的农村定下了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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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那时候中南海的领导集团乃是“文革派”和“元老派”的奇怪混合。这表明毛泽东的灵魂依旧徘徊在新一代领导人中间，所以他们决无可能在大局上有超越常规的举动。当然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能承认万里所看到的那些事实，以及倾听万里发出的声音。实际上，经过了1977年整整一年之后，在1978年春天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缜密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增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豪迈的许诺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时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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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农村的方针，华国锋这时候的最主要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点八亿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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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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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威望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2亿多个有线广播喇机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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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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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的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时，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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