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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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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210位中央委员讨论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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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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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革”中间失去了权力的老人们，现在就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收获。他们纷纷恢复着自己的权力。陈云成为党的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邓颖超和王震进入政治局，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和王任重进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会议给他的最大收获可能是胡耀邦坐到了他的身边。胡耀邦几年以后成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之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最坚定地公开表示自己立场的人。当时京城里面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系指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胡绳、胡启立。其实，“五胡”之中公开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的人，唯胡耀邦和胡绩伟二人。胡耀邦本人虽然承认他在关键时刻曾经有过退却之意，但那只是转瞬即逝。在汪东兴气势汹汹地批评报纸乱写评论员文章来攻击毛主席的时候，别的人都吓得够呛，心里不服嘴上也不敢声张出来，而胡耀邦竟敢冲着他的上级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再早一些，当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的时候，他还是个在中国科学院里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方针，并且随着“批邓”运动一起倒霉的人。本次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均为党内最有实际权力的职位，其中很多在过去为汪东兴所掌握。然而汪东兴失去的权力还不只是这些，姚依林从他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子，胡乔木从他手里接过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昔日毛泽东的这位侍卫，则除了还呆在政治局里面作他的挂名的副主席外，失去了一切实权——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华国锋在公开的场合里仍然是党的核心，但是，也是从这时起，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出现了名与实的分离。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十年后所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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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6日，也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这个星期，是毛泽东的第85个生日。只是他的不在人世已有两年三个月。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上百座城市、数万个人民公社的大厦，和10亿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纷争而又担心于衣食的中国人。尽管如此，活着的人对于他虔敬依旧。这一天，京城内外上百家报纸一起刊登了纪念他的文字与图片，其中一首词为毛泽东生前所作，词牌《贺新郎》。它作于1933年，距今日已有六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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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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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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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词调之中少有他后来诗作里的恢宏气势。据说这是他在告别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时所作，其间明显有一种缠绵落寞，令世人第一次看到伟人胸中也有凡人情感。毛的一生充满了辉煌和壮丽，但是细心地研究起来，也有过不少萧杀而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在写“人有病，天知否”时，便是这种情绪的袒露。多年以后，这种情绪又再一次地流露，那时他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他开始怀疑，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灵魂是否具有和他本人同样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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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毛泽东对这些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然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接着他就谈到交班的忧虑：“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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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至死都没有对他身后的中国放心过。他批评华国锋：“你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你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批评邓小平：“你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从来不感兴趣。”批评江青：“你懂什么？”他几乎批评过党的高层领导中的所有人，包括先他而去的周恩来和朱德。但是有一种人他差不多从来没有批评过，这就是人民。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瞧不起教授，瞧不起作家，瞧不起学生，瞧不起他手下的官员，把他们统统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说，那些农民尽管衣衫褴褛，脚上粘着牛屎，他们还是比高贵者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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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1978年12月，他把眼睛闭了才仅仅两年多一点点，世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江青成了阶下囚，“文革”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帅也已成了罪人，邓小平东山再起，彭德怀成了英雄，地富和右派们都摘了帽子，知识分子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走资派”们卷土重来，连地狱里的刘少奇也开始喊冤，“两个凡是”再也不能号令全国，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以及追随他身边多年的汪东兴也随之威信扫地，农村里惶惶不能终日，生产队要自己的权力，农民要填饱自己的肚皮，甚至“包产到户”这个魔鬼也从地狱里跑了出来蛊惑人心，人民公社的大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似已摇摇欲坠……毛泽东说过，“我死了，有人会闹事”。他的英明有时候的确犹如圣人的先知。不过，有一件事在他肯定为意料之外：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他所信任的华国锋会被邓小平取代；他所批评的那股逆流——“右倾翻案风”，会成为中国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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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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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冰冻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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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反“左”，屡战屡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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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说，1978年11月22日这一天真是惨淡无光。此前六个月又两个星期里面，他的刊物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当中始终保持着沉默，他已下决心对“实践标准”置之不理，有如党的主席华国锋所要求的“不介入”和“不表态”，亦如党的副主席汪东兴所赞扬的“独树一帜”。看来熊总编坚决地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所谓“实践”云云，不过是走资派们向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新一轮进攻。所以，他号召属下“对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旁人看来，熊复的锋芒所指是分外清楚的事。因为“死不改悔”四个字，是1976年春天毛泽东发动第二轮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时，报纸上用在邓小平身上的专用语。不过，到了11月，共产党内一个元老谭震林写来的一篇文章，还是令他异常为难。那文章本是为了纪念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谭却用整整一个部分来论述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熊提出删去此节，谭坚持不允。“告诉熊复”，谭对手下人说，“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谭震林还说，他想了两个月，才想出另外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谭震林这个人始终对“文革”不满，当年发动“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的若干人中，就有他一个。他直言不讳地说毛泽东的“文革”实在太残酷，就连江青也要惧他三分，现在，熊复如何能拗得了他？万般无奈之下，熊复请示汪东兴和华国锋，希望这二人能给他做主。可是令他大惊失色的是，传下来的批示却是出自邓小平和李先念之手。邓冷冷地写道：“《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李则稍稍客气一些：“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六神无主的熊复在11月22日面见汪东兴，请求支持。可是，现在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召开了十二天，会上一个议题就是清算“两个凡是”，华国锋正在为这件事检讨自己的过失，汪东兴也正在心里叹息大势已去。看着自己忠心耿耿的部下，他无可奈何地说：“只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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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情势叫人不禁感叹世事多变。就在这一年的5月17日，汪东兴还义正词严地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6月15日，汪东兴又在中宣部和京城一些报刊负责人的面前指斥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胡绩伟“党性不强”，还警告胡绩伟“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警告胡耀邦“写文章要注意”。现在才过了不到半年，局面就完全颠倒过来，不是《人民日报》“下不为例”，而是《红旗》“下不为例”了。北京人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幽默来表述这种情景：“人民上天，红旗落地。”闻者全都报以会心的大笑，因为这不仅仅说出了党中央机关报和党中央理论期刊的沉浮逆转，而且也说出了当时我们国家政治形势中的要点所在：极左派和他们的理论旗帜，已经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亿万民众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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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反“左”的努力并不是在1978年才有的。在过去这些年中，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曾不间断地试图纠正极左，或曰对教条主义方针发起冲击，但却屡战屡败。1955年邓子恢试图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的急于求成，失败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四位副总理试图阻止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失败了；1959年彭德怀尖锐地批评大跃进所造成的破坏，失败了；1962年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恢复务实方针，只实行了几年便被终止；1972年周恩来发动纠“左”，失败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失败了；1976年北京的民众集合在天安门前反对“四人帮”，失败了；直到1978年，反“左”的人们才第一次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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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极左势力的第一次失势，追根寻源，还要从1976年秋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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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把极左派说成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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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由一系列惊心动魄而又似曾相识的前奏酝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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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党的主席毛泽东逝世，中南海顿显分裂之势。江青以毛泽东遗孀的身份，暗示只有她可以继承毛的权力，汪东兴和叶剑英则成为华国锋的同盟，联手起兵，逮捕了江青以及极左派的同伙，是为“怀仁堂事变”。在后来若干年里，中国无数的政治家、理论家以及文人墨客，都在一种翻身解放的情绪中歌颂这一事件。但是，在当时，华的心境异常紧张，他还是要依靠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来保佑他的孤注一掷。事变次日，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战胜江青的胜利，并且说这是毛主席的遗愿。对于江青的厌恶加上对于毛泽东的崇敬，令委员们一致同意华升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华则依照颁布重大事件的习惯程序，首先通告各省的首脑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态度严肃地要这些人“正确对待”。几天之后，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已经有组织地展开。一时间，中国几百座城市全都操着一个声音，拥护华的继任，其中既有久被压抑者的激愤之情的爆发，也有看风使舵者向新权力的效忠。但是，叶剑英元帅却谨慎地宣布这只是“初战的胜利”。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江和她的一党不是毛的夫人就是毛的心腹，且有一套与毛泽东分不清楚的理论。叶坚持认为，要从十亿人的头脑中肃清这一切，“还得长时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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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设法将世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转移于他本人，虽为后人批评，但以当时情形论，实为可以理解的事。然而这两个领袖的差别却是实质性的。毛泽东是用武力堂而皇之地从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手里夺取天下，又利用亿万人的激情和意识形态的公开角逐清除了形形色色的敌手。华国锋则是在宫帏深处悄无声息地取得了权力，然后才把既成的事实向人民宣布。不过，作为毛泽东的信徒和继任者，华国锋肯定记得毛的一句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总要先造成舆论。”华把这一思想淋漓尽致地带到1976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比较容易地取得了权力，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只有当毛的夫人和她的亲信全都声名狼藉的时候，华的地位才能真正地巩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华要在这个农业的会议上，一反常态地把他的讲话的绝大部分用于批判“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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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华国锋对七亿农民的要求——或者应该说是对十亿中国人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考虑恢复已经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疮的经济，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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