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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激起崇高的激情。华国锋当时遇到的麻烦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经过二十多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时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众说纷纭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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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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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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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一直有人表示不能同意把“四人帮”归入极右派的阵营。甚至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权力中枢里也有一些人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判断。但是华国锋坚持己见。他在会议的报告中仍然说，“四人帮”是极右分子，而不是极左。所以批判“四人帮”是要反右而非反“左”。那时候华国锋是英明领袖，其地位犹如若干年以前的毛泽东和若干年以后的邓小平。他的话在我们国家显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所以全中国的舆论也如火如荼地在发掘“四人帮”和“极右派”之间的关系。这中间最具典型意义的事情发生在4月13日。这一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文章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写成，说了张春桥许许多多的罪恶言行，最终就是要证明此人是个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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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标题就是《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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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谁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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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一意孤行于既成的道路，即使当他在权力的斗争当中战胜了“四人帮”之后，也不肯同这些人在理论上分道扬镳，而是想象着将这些人从毛泽东的阵营中赶出去，此中道理，一定要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面联系起来，方能使我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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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华国锋所面临的问题，乃是政治的稳定与延续，假如他在和“四人帮”的对立当中失去了毛泽东的精神护佑，那就一定会陷入无休无止的纷争之中。就在《解放日报》那篇文章发表两天之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开始发行。此书首次印刷二千八百万册，畅销全国，万众瞩目。此书的编辑与发行再一次表明了，我们国家虽然已经抛弃了“四人帮”，但对“四人帮”所信奉的极左的一切仍然打算坚守不渝。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论他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体会。华国锋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根本的所在，“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还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所以，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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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所有的人都会明白，在我们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和理论，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有如梁漱溟当时读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所说，“整本选集，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编选出来的。”他在十年之后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他说，这不是因为选集里面收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篇文章，与他个人直接相关，而是因为，他感觉到“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说来挺有意思，这位老人关心的事情，和华国锋谈论的正是同一件事，也即阶级斗争。不过，他本来是期待着“改变旧道，另谋新路”的，殊不知实际的情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说：“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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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华国锋还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就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编辑人员发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来源有着巨大的疑问。原来，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出于陈伯达的“矫诏”。这些理论编辑在经过一番核查之后提出一份报告，指出毛主席所有的讲话、文章以及批示当中，从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说法。这一用语的最早出现，是在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联署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文章指责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政权，出现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就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然后，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社论还分六个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其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一句话，本非毛泽东的原话，但在社论中却是以黑体字排出。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文章中之黑体字的部分，一向为毛主席语录。所以，就从这个时候起，这句话就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广为传播。先是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面，然后就写进共产党的党章和国家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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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査显然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这就是，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毛泽东的所说，而是陈伯达伪造的，又由“四人帮”传扬，那么，今天，在“四人帮”已经被宣布为坏蛋之后，我们也就不应该再来传扬这一虚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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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1977年5月。从已有的记录来看，这是毛泽东去世之后，我们国家对于以往的理论首次提出怀疑。如果此种怀疑能够成立，那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以及华国锋的文章也就全都发生了问题。但是，情况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概括虽非出自毛泽东本人，但却为毛泽东所详知。比如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篇社论，即是在毛泽东审阅和同意之后发表的。所以，当这件事情被揭露之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很快便接到上级的电话。他的上级显然对这件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但却指责《人民日报》不应该把这样重大的事情晓以众人。因为，这句话虽是陈伯达所加，但是毛主席不仅同意，而且还表示了“加得好”。因之也就不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毛主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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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顾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具有何等强大的影响。所有的人都在遵循着“两个凡是”，即使是提出怀疑的人们，也只能循着这样的逻辑：这不是毛主席说的，所以不对。而坚持既定方针的人们，只要说一句，这的确是毛主席同意的，就会让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在1977年春天的这场争论当中，还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就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毛泽东本人所缔造，甚至这句话本身也是毛泽东本人所说，难道就不能够提出疑问么？当然也曾有过例外。比如确曾有人系统地批评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此人名叫王申酉，上海人。仅仅因为他对于“四人帮”和毛泽东的批评，便被逮捕收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此事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但是王申酉最终被处决，乃是在1977年，这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官方的理由是，反对“四人帮”是对的，但反对毛泽东仍属罪大恶极，乃是反革命右派的行径，所以罪不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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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思潮造就的千万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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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顾“四人帮”跨台之后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分歧，可以发现，作为政治的概念，“左”与右这两个东西竟然会在我们国家引起如此强烈的激动和义愤，从党中央主席到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在西方人的眼里，一定会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可能会为了金钱争夺，为了石油打仗，为了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诉诸法律，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肯在意识形态的天地里倾注自己的热情，更不会为了思想的不能统一而烦恼。他们总是纳闷，中国人怎么会在“左”和右这种事情上闹得不可开交？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不能了解这些事情在过去的二十八年里面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带来的大悲大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也还会引来无数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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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描述当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大都倾向于认为共产党内的“左”的思潮的源头乃由1957年开始，有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又比如胡乔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是在说从1958年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他还相当明确地说：“1956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左’的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些话大体是在80年代所说，至于在50年代后期，能够说出这一点来的人就少之又少，彭德怀是其中一个，他在1959年夏季说：“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他所指的显然是1958年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彭还说：“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他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但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全被作为右倾的经典言论，受到严厉批判，彭德怀本人因此获罪，其下场之惨烈令人们今天听起来还会不寒而栗。然而更加重要的事情还在于，彭德怀无意之中也说出了从那时以后至少二十年间我们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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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左”的脉络的时候，1958年至1978年这一段时间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含义，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虽然发生在这二十年之前，但也仍然值得一提。作为事情的本身，它是以后发生的无数大事的征兆，作为一种制度的产物，它则可以被视作一种大悲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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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5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解放之感，今天仍然可以历历在目。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作，昔日专门欺负穷人的那些达官豪富个个如丧家之犬。赶走了外国人，收回了租界，消灭了娼妓，解放了妇女，改造了流氓，为大学生创造了为国家效力的种种机会。国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归国，国内教授们在一年以前纷纷拒绝国民党的“抢运学人计划”，坚决地留在大陆，现在也都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开始第二次生命了。男女老少，无论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军人和学生，全都唱着电影《铁道卫士》中的那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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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啦个啦啦，嘿啦个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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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另外一个同样流行的电影《徐秋影案件》里面，漂亮的女主人公却在心里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她在一个雨夜中被人杀害，但是这一情节远没有她在日记当中写下的一句话那样震撼人心。后来，她的这句话就成为著名的台词，在人们口中广为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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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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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不是电影里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他是中山大学的教授陈寅恪。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前夕，他坚决地拒绝随国民党的官员同赴台湾，显然是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生活做学问。但是他也作诗说出了他的担忧，诗曰：“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在1950年，他又在他的新版图书《元白诗笺证稿》中提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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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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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数月之后，事态的发展便证明了陈寅恪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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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全国所有大城市里都在谈论一个人，此人之所以为亿万百姓知晓，是因为电影《武训传》在这一年里上演。武训为山东人，毕生贫困，依靠乞讨办学，令乡里无数贫家子弟得以受到基本的教育。这个故事当中无疑容纳了我们国家民间百姓的某种情绪。所以，虽然武训早已不在人间，但他的故事却在当地广为流传。在这个电影里面，导演显然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情节。因此，在电影伊始即有这样的场面出现：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孩子走进武训故居，孩子们全都系着红领巾，意味着这是一群新中国的后代。教师面对武训的遗物感慨万千：“武训老先生啊！你的伟大抱负，只有在今天，在毛泽东领导的光辉时代，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啊！”然后她就教导她的学生学习武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时候，镜头忽然变了：芸芸众生深陷地狱，被绳索绑缚，渴望着圣人来拯救他们离开苦海，在这个关键时刻，武训出现，手持一支巨大的笔，挥舞不止，然后他就带领百姓们飞出地狱，飞向天堂。这个镜头的意思分外明显：只有文化才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个寓意无疑会在亿万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百姓中间卷起巨大的共鸣。《武训传》在1950年12月放映后，举国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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