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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几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51年春天，报纸上面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到了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此文为毛泽东亲笔撰写。毛的措辞异常严厉，他说这个电影“狂热宣扬封建文化”，还歌颂了一种奴颜卑膝的丑恶行为。党的领袖的意见甫出，报纸上面对这个电影的评价立即大变，《武训传》的编导和演出者纷纷受到批判，无一幸免。这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所发动的第一次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是为戴知贤所说50年代初期“文坛三公案”之第一案。胡乔木在三十四年以后谈到这场批判，说这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来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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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治的批判来代替文艺上不同探索的先河即开，此后也就源源不断，一浪高过一浪。比如，1952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愤怒控诉美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浪潮在7月开始，从南方席卷全国。广州岭南大学的教师“人人过关”。到了9月9日这一天，终于淹没了校长陈序经。他在全校师生面前“自我检查”，连续四个小时，声情并茂，热泪纵横，却仍然不能获得通过。此后学校的宣传栏上面对他展开猛烈批判，其中一个问题是，陈校长是怎样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的。这一批判的浪潮随后便朝着俞平伯席卷过去，一时间，所有的舆论全发出一个声音，指责俞平伯教授研究《红楼梦》的观念和方法全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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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5年，政治批判更进一步，开始辅之以专政的手段。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批判胡风的运动。批判者断定，胡风的文艺思想乃是“长期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此人还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批判者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党的官员和所有报刊，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胡风则被囚大狱多年以致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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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连串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日后我们整个民族的一场大悲剧的序幕。这场悲剧从这时起几乎就没有停止。包括在1955年指斥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在1956年批判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的“反冒进”；在1957年的抓出50多万个“右派”；在1958年的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以及热情万丈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0年和1961年倒是没有批判谁，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深陷在饥荒当中，上千万人死于饥荒；1962年日子刚刚好过些，便开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右倾翻案风”；1964年搞“四清”；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到了1966年，过去所做的这一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干脆搞了“文革”。这一下又是十年。1976年，中国在极左思想的统治下已经批判了数千万人。事情真是奇怪，极左派们在开展大批判的时候，总是肆无忌惮地点人家的名字，甚至还要把人家的名字倒过来写并且画上血红的叉子。可是，若干年后，当别人点了他们的名字给予批评的时候，他们便破口大骂起来，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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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看极左思潮统治下的无数冤魂，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受害于一种共同的罪恶，这就是，仅仅凭藉思想来定罪，并且大范围地使用政治运动甚至专政的手段去压制和消灭不同的思想。然而这一罪恶所产生的后果，还不仅仅是造就了无数冤魂，它还深深地扭曲着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强调自己的精神。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国家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将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物质利益之上，甚至把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当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真正标志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反而会被视作草芥。经济建设上的所有重大错误，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居然没有人受到追究。而文人们的一出戏、一个电影、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文章中的一句话，却随时都会变成一种严重罪行受到旷日持久的批判，甚至会引起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我们国家这种执政的特点，必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经久不褪的痕迹。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几乎无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有谁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那便是他的罪恶之源。如果他还要诚实地说出心里的想法，往往也就开始了他的走向末日的道路。张志新之死便是这一逻辑的登峰造极的表现。这个弱女子在1975年4月4日被枪决。她的悲剧，全是由于她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以及具有阐述这种思想的强烈愿望。她公开揭露林彪的阴谋，还说她对江青有怀疑。对于多少年来遭到政治批判的那些人，她却毫不掩饰她的同情。她认为“薄一波61人集团”不是叛徒，彭德怀也不是反党分子。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铸成了她的死亡。她在被处决之前已经关押5年6个月，经历了无数的审讯、谩骂、毒打，甚至还有狱警的污辱。就在她被押赴刑场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还被人割破喉管，以至不能发出声音。执行这一残忍决定的理由，仍然在于防止她在死前说出别人不喜欢听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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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当中，人的独立精神、想像力和创造性已经难于保存，更加不能发扬光大。能够保持沉默，不说假话，已属难得之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迷信盛行，反而成为处世之法宝，甚至诬陷告密者还会受到奖励。所以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少数人整天说些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大多数人则总也不说话。这种局面在当时被报纸形容为“一致同意”、“万众一心”，实际情形则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所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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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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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纠缠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发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是非正误，到最后，大都成了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多数人则成了牺牲品。到了这步田地，不少人就无心再来纠缠“左”还是右的问题。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其实是把政治谈得太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建设，却被当作反派角色，屡屡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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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开始的时候，北京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主张召开一次会议。他的想法是，与其没完没了地批判“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不如抓住“四人帮”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破绽大做文章。比如那些年里，“四人帮”搞了无数文章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还指责“按劳分配”的现行制度不断产生资产阶级。由此在全中国造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强大舆论。难道这不是让中国人如此贫穷的原因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可以成立，于光远列举姚文元撰写的一篇文章，此文发表于1975年3月1日，文章甫出，轰动全国，影响既深且远。姚在文章里面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不断产生的“经济墓础”，所以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于光远说，姚文元这些话的错误，不在于他把“权利”说成是经济基础，而在于他说按劳分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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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2月，于光远期待的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全是北京经济理论方面的学者。所以他们给自己的会议取的名字叫作“经济理论讨论会”，研讨的矛头，是“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发言者的话形形色色，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在发泄心里积蕴已久的想法。从现有种种资料来看，这是将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之战引向经济问题的首次记录。正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学者的热情和普通百姓的热情汇聚到一起，批判“四人帮”的锋芒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孙冶方、林子力、董辅礽、蒋学模、熊映悟、千家驹、杨长福等人，全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当然人们不仅仅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还涉及到张春桥。他在1975年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是极左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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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说出的话采取了严肃的方式，比如有的人说：“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与贫穷并不相容。”还有的人说：“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还有的人说：“按劳分配明明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老百姓的批判就带着浓厚的民间的味道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大骂“四人帮”如何花天酒地，却要老百姓去艰苦奋斗，靠吃“社会主义的草”去干革命。河北省安平县农村里面很快就流传了一个江青的罪行：“你知道那个婆娘每天早上营生簸箩里面是什么？”所谓“营生簸箩”，是当地农村土语，意思是装饭的家伙。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江青每天早上吃什么？问题简单，但被问者却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回答。“咳，全是烧饼油条啊！”提问者最后不得不自己回答了。极度的贫穷和孤陋寡闻，让这些乡下人真的相信，仅仅这些就足以证明，江青正是她自己百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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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党的副主席汪东兴能够放手让这样的舆论进行下去，也许他本人后来的处境会好一些。但是他做不到，他认为他真正地了解“四人帮”那些理论产生的全部经过。他依据“两个凡是”的逻辑，坚决地认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和批准才刊发的。所以绝对不能批判。这样，问题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两个凡是”的世界里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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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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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这一概念，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并且导致了中南海的分裂和华国锋的垮台，直到多年以后，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焦点。这一切在后来的若干年里，为政治家、理论家、历史学家、作家、记者和普通百姓所充分描述。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未能为世人了解。“两个凡是”究竟源于何时以及源于何人？有人说是出自吴德，有人说出自汪东兴，有人说出自华国锋，有人说出自林彪，也有人说，实际上更早，柯庆施是始作俑者。应当说，这些看法全都有着充分的根据。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本来就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长期过程当中确立起来。这种权威被作为一种概念提出，自然可以由某些人来承担，但是作为一种既成之原则，却是所有中国人内心里面颠扑不破的指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确定，“两个凡是”作为一种原则，其实是我们整个党和整个国家的创造。这一点，我们只要想起那些“最高指示传下来”的岁月，就不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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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仍然不会妨碍我们在“两个凡是”形成的脉络当中寻找一些个人的作为。事实上，这一过程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发展过程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个人崇拜”曾经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被明显地遏制。毛泽东本人亦曾有过退居二线的念头。他当时的想法是在第一线组成一个群体来领导中国，而他本人只负掌舵之责，就如同邓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后做的一样。不过，毛泽东的这个念头，仅仅保持了不到两年，到了1958年3月，共产党的所有高级领导人聚集成都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便觉得不能不谈“个人崇拜”了。这样一个话题立即引起一些深通媚君之道的官员的回应。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马上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对于柯的这种明显不合党的守则的话，会上并无一个人出来反驳。所以，严格说来，“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其实正是毛泽东本人。自“八大”以来共产党内的抑制“个人崇拜”的努力，在1958年的“三月会议”上也就烟消云散了。若干年后，林彪不断地抓住机会发明无数的颂扬毛泽东的格言。诸如“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云云。这些话每一句都与后来的“两个凡是”具有同样的含义。而林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且迅速达到他个人仕途的顶峰，显然与这些情节有着直接的关联。他后来的失败，乃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身体力行他的“句句是真理”的教诲，反而成为反对毛泽东甚至谋害毛泽东的罪魁。这样看来，林彪的崛起和沉沦，同样证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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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又过了四年两个月，就轮到吴德了。这时候毛泽东虽然已经去世，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历数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当北京市长吴德1976年11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的时候，他肯定相信他的话是不会错的。然而我们不能肯定，他的这些话里面真的没有一点个人的动机。他是特指同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和官方镇压的事件，按照他的逻辑，在天安门广场上反对“四人帮”的行动是错的，因为那时这四个人还是党中央的领导，所以不应当反对。这一番话的愚蠢和蛮横显而易见，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数月前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抗议群众的时候，吴本人正是直接的指挥者，这就难怪他要维护当初的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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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情况，京城的百姓不禁大哗。1977年1月8日，为周恩来祭日周年。北京人再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用诗词、标语、大字报和模糊的泪眼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国民的情绪又一次膨胀，人们甚至记起了吴德的老账。人言啧啧，群起高喊吴德“无德”，说他是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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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讲出的话再也没有往日那种理直气壮的自信，可是他提出的“凡是”却异乎寻常地成熟起来。2月7日清晨，中国人一觉醒来，就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两报一刊”社论，所谓“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三家最权威的报刊，其联名发表的社论，乃是“文革”十年里面最具权威的声音，定然无疑地代表着党中央的意见。当时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谓“纲”也就是批判“四人帮”，可是看社论的主旨，分明是要确立“两个凡是”。它感情充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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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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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这一代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崇拜，绝非仅限于这种典型的文字。将人神化为世俗的偶像，在中国是一种社会现象，数千年代代相袭，绵绵不绝，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新的领导人以这样的精神作为施政的重要关节，表明他们在内心里缺少自信。他们似乎意识到近在眼前的压力，所以在怀念前任领袖的感情之中，多少流露出“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这情形毛泽东在十几年前即有预言，他说这是“借助钟馗打鬼”。钟馗乃是中国古代神话世界中专事打鬼之神，每逢新年到来之际，民间千万百姓就将他的画像悬于门前以驱除邪恶。毛泽东以此来指斥那些一味颂扬他的人，显然是看透了由政治野心驱使的爱憎缺乏真情。这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就有林彪和江青为证。现在他已不在人间，又怎能保证这些颂扬者真的都是与他息息相通，忧患与共，而不是另有重大图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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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毛泽东的侍从，汪东兴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他要将眼前许多棘手的问题圆满解决，除了依靠“两个凡是”外别无他途。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批准社论的发表，还说文章已经多次讨论修改。看来“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乃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酝酿。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汪东兴被后来的人们看作是“两个凡是”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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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人们对于政治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90年代。党报和党刊的影响就更是远远超过了90年代。大多数人立即从社论当中嗅出了非同寻常的味道，一场风暴已在天际露头。耿飙指责《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胡绩伟甚至认为，中国遇到了比“四人帮”更加严重的障碍，他写道：“当时最难排除的是思想理论上的障碍。”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之后，《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谈起来犹有余悸，他说：“这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中国人民头上。”如果他知道那文章的主要起草者李鑫昔日为康生的秘书，而康生正是江青身边一个老谋深算的顾问，则他一定会感觉到那把“剑”正在闪出一束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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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3月，“达摩克利斯剑”已在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手上。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两个凡是”，这样，“两个凡是”便正式成为新一代领导的旗帜。看来这面旗帜势不可挡。不过，历史总会消长起落，所以古人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智慧，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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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落地，“人民”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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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中国立即轰轰烈烈地响应起来，其声势之大，让文章的制作者和文章的反对者都不免惊异。军队中出现了反对这篇文章的声音，其前台代表人物是总政治部宣传部的一位部长。吴冷西也是反对的。他在5月12日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胡绩伟，愤然谴责文章很坏，因为它“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红旗》总编辑王殊也是反对的。他指指点点地谴责道，荒谬，反动，砍旗子。还幸灾乐祸地断言，《人民日报》犯了错误。中国大陆上这两家最重要的舆论机关——中央党报与中央党刊，在日后十多年不断漫卷的理论风云中间，始终不能协调，其地位亦循着党的领导者的好恶此起彼落，在老百姓那一边，则有一句新的民谚来描述这局面，“不是‘红旗’上天、‘人民’落地”，就是“‘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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