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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1989年春天，北京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位记者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回来对他的同事说：“我看赵紫阳快完了。”同事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没有，只不过是看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的状态之后，顿时就有了这种感觉。他说完这话便回家了，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又过了三个月，也即这一年的6月，他忽然记起当初这一幕，不禁惊叹自己的判断是那么敏锐灵验：赵紫阳真的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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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向极左阵营发起挑战的时候，曾经表现出那么顽强的力量，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又曾经表现出那样强烈的义无反顾的精神，然而现在，却又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1987年是胡耀邦下台，1988年，万里离开国务院的领导岗位，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自己后来说自己是“安全着陆”，事实上也已不再参与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89年夏天，赵紫阳又下台了，其政治方面的错误极为严重：“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又过了几个月，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也公开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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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才算是邓小平的正式退休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邓的辞职请求被通过。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邓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他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来改变共产党领袖的“终身制”，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说的“我也放心”。看来，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满意的。所以，两天以后，他对几位来访的日本人再次提到他的放心。并且异乎寻常地把他赞扬江泽民的话公开出来。他说，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已经认定他完成了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而江泽民正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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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着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老百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些代表在内，都在左顾右盼，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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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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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让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不得不重返政治舞台的原因，在1989年末他刚刚离开政治舞台的这一年里就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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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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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是纯粹经济意义的，比如“经济过热”，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采用“紧”和“压”的方针，就曾经是1989年里一个重要的话题。有如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里面提出的问题：如何把该保的保住，把该压的压住？如何既紧缩又不停滞？控制通货膨胀就是简单的抑制消费吗？治理整顿就是简单的退却吗？如果是退却，如何守住已有的战果？如果不是退却，又可以在什么地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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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可是，现在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有人说，农民的积极性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此看来，尽管粮食丰收了，但这些粮食是什么性质的，还要研究。又比如有人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全都是仰仗偷税漏税成为“暴发户”，所以这些人越是得势就越是会让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看得出来，这些问题，表面上是在谈论经济，实则却包含着一个政治的玄机，也即对于过去十年的改革，当作何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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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的长河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89年的夏天，就会禁不住回想起1979年的夏天。只不过，十年前的种种纷争，都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却是城里人在喋喋不休。那时候是说，改革把农村弄得一塌糊涂，现在是说，改革把城里弄得混乱不堪。奇怪的是，这一次，敢于为改革辩护的人出奇的少。1979年从春天到夏天，几乎所有的省委书记全都是改革的鼓吹者，至少他们全都在报纸上争先恐后地表态。现在呢，公开呼唤改革的声音，似乎只是来自广东。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说：“治理整顿不能因噎废食。”他的搭档、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也用差不多同样的口吻说：“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改革开放。” 其实，很多问题，十年以前就挂在大家的嘴边上争来争去，后来说得少了。经过1988年秋天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又开始尖锐起来。但是，邓小平显然是不打算跟着这股潮流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十三大”政治报告，说“一个字都不能动”。6月9日，邓小平面对国家和军队的几十位高级领导人，再一次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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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再三告诫中国人，不要争论，不要改变改革开放的既定方向。这种话，“左”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是听不进去的，就算听进去了，也会不以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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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左”的观点又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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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一贯方针，正因此，党的决议为“自由化”这个概念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含义，按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是特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思潮(邓小平有一次还把它特指为制造“动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党的文件将“自由化”与任何一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象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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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自由化”这个名词一诞生，有些人就动开了脑筋。按照“文革”时期广泛传扬的一种观点，要在一切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照这样的逻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一定要推向经济领域的，也即所谓“追根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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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文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这倒也没有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报纸上面长文章连篇累牍，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就不一样了，它的作者是当时宣传部门的权威人物。仅仅这一个名字，就令人迫切地想要知道文章说了什么。文章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句：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在普通的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起来。文章暗示读者，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他还列举了不少事实来说明自己并非危言耸听。再往下，文章质问道：中国要“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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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人们又看到了新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这是1990年第一期。其中有一篇文章，对私营企业主们说的话更加激烈。作者说：有些人“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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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公开的报刊上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私下里人们的议论就更多。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就少了三百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原来十之八九都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面，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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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只是经济领域诸多麻烦中的一个。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商品了。需求也如政府所期待的被抑制了。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卖不出去了。中央政府重新大权在握，但是经济却几乎不再增长。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就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其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这样，东北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全中国有大约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产。于是，失业的人也就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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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左派”们才不管这些事情呢，他们只关心姓“社”姓“资”。可惜现在不是“文革”，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喊出来：宁愿做社会主义的失业者，不做资本主义的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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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种种忠告全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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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真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势难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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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虽然退了下来，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大约就是在说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哪里会被眼前这些“大帽子”吓唬住呢。苏联东欧的确正在发生的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四起、执政党摇摇欲坠。某些理论家、政治家的文章说，这是西方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可是,在邓小平的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哪里是什么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想到这些问题，他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这一天是1990年3月3日，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的不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国内国际敌对势力的“双重夹击”，邓小平就不以为然。“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冷冷地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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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不禁回想起基辛格在1989年11月的预言。他说，中国还需要邓小平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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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邓小平在1989年5月、1989年6月和1989年11月所作的种种忠告，没有对“左派”们产生一点作用。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实际上，邓小平在3月3日说的这些话，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至少在1990年是如此。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左派”理论家的文章接踵而至，很快就压过了邓小平的声音。6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出来了，这一次是专门批判经济改革正在造成的“多元化”。作者愤怒地谴责那些支持私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7月30日，又有一篇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作者写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这话让熟知内情的人看了，不禁要眼前一黑：“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谁说的呀？正是邓小平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眼前这位“理论家”莫不是要向邓小平挑战么？或者至少也是不再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放在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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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江泽民总书记离开京城巡视去了。他从广西走到广东，一路走一路说，说了许多让人欣慰的话，比如他说：“我们要明确告诉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不会改变的。”又比如他说：“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过，有一句话，他反复说了好几遍，也最能让人反复玩味。他说：“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确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听者只要一翻记录就会发现，自从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公开地提到“十二大”、“十三大”，除了邓小平之外，就只有这第一次了。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听出话音，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置之不理，照样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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