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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新一轮“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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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个人生活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所以，这些年，每年春节均赴此地。但是，在1991年早春，他也许是发现自己这一年来说的话全都被人当作了耳边风，所以觉得有必要在上海做点什么。他从西郊宾馆走出来，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就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向东走到浦东，又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说起上海往昔的繁荣，“金融中心”、“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就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显然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他就拿80年代的事情来教育90年代的人：“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也许是在暗示，他现在还在等待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只是不想让上海人被那些理论家吓住。“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鼓动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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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的这些官员们来说，上海可能是全中国三十一个省市区里面最富有思考精神的城市之一。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被北京那股意识形态风卷进去。此时，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和评论部主任得知了邓小平的讲话，决定以此为据写几篇文章。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过春节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出来了。3月2日是第二篇。3月22日第三篇。4月22日第四篇。这些文章全都署着一个名字，皇甫平。意思大约是来自黄浦江的评论。文章每篇都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1991年在中国旧历为辛丑年，属羊。所以皇甫平就从这里开始大加发挥。“十二年一个轮回”，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上已经一年多不再用这种热烈的口吻谈论9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现在，皇甫平却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他坚持认为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还鼓励上海人“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种声音明显地不同于北京那些理论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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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说：“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还警告世人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在暗示北京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路而行之。皇甫平说：“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在下一篇，他步步进逼，终于说出了那句令“左派”大为恼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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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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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点燃了一场风波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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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反击发生在1991年4月20日。这一天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作者把皇甫平的那句话与自由化联系起来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的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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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只要把皇甫平的文章和后来发表的邓小平的谈话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那里面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全都来自邓小平。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不过，皇甫平当时并没有说明此事。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着邓小平的意思，但又不说出这是邓小平说的。以北京那些人的政治经验之老到，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的几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的那些“理论家”很快便知晓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的行动。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之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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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北京的政治空气一下子热闹起来。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作者便将矛头直指皇甫平了：“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之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还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所以，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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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说得够厉害的。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太动心，因为这两个期刊并不出名。到了夏秋之间，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了。《求是》说：“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一番话之后，8月，又发表了《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作者这一次教训皇甫平说，不应该一听到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文章作者相信群众有一种“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就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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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一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现在活跃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1978年春天。不过，这一次，胡耀邦已不在人间，现任党校校长乔石也全不知情。很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或者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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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从中央党校内部推向全中国。作者说：中国人现在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而且，按照作者的论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迟钝的人也看出了其中奥妙。人们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一个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报纸上面还说，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二年前就已经名誉扫地的理论，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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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舆论方面一个不得了的变化。不过，到了1991年9月1日，事情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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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晚上，新华社按照惯例，把《人民日报》将于第二天即9月2日发表的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先行全文播出，以使全国的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则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社论中有“我们要问姓‘社’姓‘资’”这样的话。“新闻联播”正好把这句话播了出来。中央领导人耳闻“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一句，立即要求予以修正。这一指示由中宣部转达至《人民日报》。当夜，报社将社论中两处主张要问“姓社姓资”的地方全部删去。新华社可以将社论的文字重新播发，电视新闻上却已覆水难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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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人民日报》社论在纸面上与电视上居然会有两个样子，不禁大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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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党中央机关报毕竟胜人一筹，它总是能够比旁人更早地体会政治的气候。所以当它在1991年9月2日深夜悄悄地删掉社论当中涉嫌攻击邓小平的言词的时候，其他一些报刊还浑然不觉，继续慷慨陈词呢。11月，《求是》杂志警告它的读者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一位理论家说：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错误的改革观搞乱了思想。可是在我国，居然“今年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他质问道，“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是‘改道’观、‘改向’观。”这位理论家显然也注意到，有些人认为经济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稳定的关键，所以他说，“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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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诸如此类的声音一定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91年10月9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告诫人们，应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决不能让其他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12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厦门特区的庆祝大会上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这些话，被新华社通电全国，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扬得满世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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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理论家”一向对政治气候的微小变化都能嗅出来，这一次怎么也没有一点反应呢？或是如他们自己所说，一心一意抵御着国内国际反动势力的“双重威胁”？还是像很多人传言，“左派”阵营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团结、最顽强的政治集团，而且越是身处“逆境”，这些人就越是团结和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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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为淡绿色的墙围环绕着，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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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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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对全体苏联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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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即将升起。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戈尔巴乔夫辞职，控制核武器按钮的权力交给了叶利钦。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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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块土地上，不仅没有了苏联，也没有了社会主义。这似乎证明了中国国内一些人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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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这时候，邓小平的专列已经整装待发了。他在后来的一个月中跑了那么多的地方，说了那么多话，令“左派”理论家们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义愤填膺地大加讨伐的那些东西，其中不少正是邓小平格外想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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