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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党中央机关报毕竟胜人一筹，它总是能够比旁人更早地体会政治的气候。所以当它在1991年9月2日深夜悄悄地删掉社论当中涉嫌攻击邓小平的言词的时候，其他一些报刊还浑然不觉，继续慷慨陈词呢。11月，《求是》杂志警告它的读者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一位理论家说：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错误的改革观搞乱了思想。可是在我国，居然“今年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他质问道，“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是‘改道’观、‘改向’观。”这位理论家显然也注意到，有些人认为经济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否稳定的关键，所以他说，“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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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诸如此类的声音一定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91年10月9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告诫人们，应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决不能让其他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12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厦门特区的庆祝大会上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且使视野更开阔，步伐更大。这些话，被新华社通电全国，报纸电台电视台传扬得满世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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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理论家”一向对政治气候的微小变化都能嗅出来，这一次怎么也没有一点反应呢？或是如他们自己所说，一心一意抵御着国内国际反动势力的“双重威胁”？还是像很多人传言，“左派”阵营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最团结、最顽强的政治集团，而且越是身处“逆境”，这些人就越是团结和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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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为淡绿色的墙围环绕着，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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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巴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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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戈尔巴乔夫对全体苏联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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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即将升起。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戈尔巴乔夫辞职，控制核武器按钮的权力交给了叶利钦。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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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块土地上，不仅没有了苏联，也没有了社会主义。这似乎证明了中国国内一些人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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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这时候，邓小平的专列已经整装待发了。他在后来的一个月中跑了那么多的地方，说了那么多话，令“左派”理论家们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义愤填膺地大加讨伐的那些东西，其中不少正是邓小平格外想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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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九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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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问：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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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彻。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上海。他和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到贝岭公司，贝岭公司生产的微电子产品属于髙科技的领域，亦是我们国家一项新兴的产业。所以上海方面的领导者便倾心尽力地向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三微米大的集成电路块的时候，就感叹这东西就像高楼大厦。然而，邓小平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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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他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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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邓正面对着一大片来自美国的设备。设备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异常精密，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作“百级净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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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此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邓小平忽然发问，他立刻就明白了老人的用心，便顺水推舟地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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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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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次行动，官方后来的说法是“视察”。这表明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退休两年三个月的邓小平仍然具有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他在一大堆美国人制造的机器面前谈论姓“社”姓“资”，很快便在全中国引起震撼。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习惯的说法是邓小平“南巡”或者“南方谈话”。它在中国流传了多年之后，又成为《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的最后一篇。作为一个血肉之躯，邓小平的生命此后还要延续到五年之后，也即1997年2月那个同样晴空万里的星期三。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论在这一路风尘当中已经最后完成。有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所说，是“终卷篇”，亦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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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向喜欢为天气季节赋予政治的含义。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中国人眼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这样描写道。他的文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情况，为世人争睹。不过，就普通的中国人来说，邓小平本人的形象，至少同他说了什么一样值得注意。奇怪的是，电视上面对这样重要的新闻居然没有立即予以报道，首都的大小报纸也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普通百姓只好在外地的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看到的邓小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目光明亮，嘴角顽强地翘起，有时候细心地倾听旁人的话，有时候则滔滔不绝地说出自己的念头。虽然没有一篇事先拟定的讲稿，但显然是心有所系，话有所指。他从北京走到武汉，从武汉到深圳，然后又在上海过了春节。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自内心，既真诚，又尖锐。没过多久，北京的人们就读到邓小平说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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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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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邓小平看重经济的繁荣，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这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路上更加清晰地看到，“左”的东西正在动摇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局面。他对几位陪同他走南闯北的人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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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些话，北京那些起劲地撰写文章的“理论家”们，不免要在心里诅咒。可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发出“大旱逢甘霖”的感慨。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话说得既高屋建瓴，又实际具体，就算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一听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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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左”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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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开始后的两年里，中国表面上是热火朝天的经济，人人争言赚钱的事，80年代流行之“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也还没有过时。可是，人心深处的焦点所在，却是另一个，也就是“反右”还是“防左”。人人皆在心里念着这一个问题。大人物们的讲话，必经反复地校正，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疏漏，然后方可发表出来。新闻界亦没有权力将领导者的私下的讲话公开出来。其他各种各样的中人物和小人物们，则竭尽可能地收集了各种各样公开的和内部的材料，反复地研究，来确定各方面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何，以及在这意见后面的倾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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