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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人们又看到了新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这是1990年第一期。其中有一篇文章，对私营企业主们说的话更加激烈。作者说：有些人“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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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公开的报刊上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私下里人们的议论就更多。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就少了三百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原来十之八九都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面，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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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只是经济领域诸多麻烦中的一个。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商品了。需求也如政府所期待的被抑制了。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卖不出去了。中央政府重新大权在握，但是经济却几乎不再增长。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就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其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这样，东北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全中国有大约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产。于是，失业的人也就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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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左派”们才不管这些事情呢，他们只关心姓“社”姓“资”。可惜现在不是“文革”，否则他们就有可能喊出来：宁愿做社会主义的失业者，不做资本主义的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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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种种忠告全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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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真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势难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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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虽然退了下来，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大约就是在说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哪里会被眼前这些“大帽子”吓唬住呢。苏联东欧的确正在发生的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四起、执政党摇摇欲坠。某些理论家、政治家的文章说，这是西方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可是,在邓小平的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哪里是什么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想到这些问题，他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这一天是1990年3月3日，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的不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国内国际敌对势力的“双重夹击”，邓小平就不以为然。“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他冷冷地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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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不禁回想起基辛格在1989年11月的预言。他说，中国还需要邓小平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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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邓小平在1989年5月、1989年6月和1989年11月所作的种种忠告，没有对“左派”们产生一点作用。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实际上，邓小平在3月3日说的这些话，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至少在1990年是如此。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左派”理论家的文章接踵而至，很快就压过了邓小平的声音。6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出来了，这一次是专门批判经济改革正在造成的“多元化”。作者愤怒地谴责那些支持私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7月30日，又有一篇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作者写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这话让熟知内情的人看了，不禁要眼前一黑：“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谁说的呀？正是邓小平说过“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眼前这位“理论家”莫不是要向邓小平挑战么？或者至少也是不再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放在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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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江泽民总书记离开京城巡视去了。他从广西走到广东，一路走一路说，说了许多让人欣慰的话，比如他说：“我们要明确告诉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不会改变的。”又比如他说：“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过，有一句话，他反复说了好几遍，也最能让人反复玩味。他说：“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以来确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听者只要一翻记录就会发现，自从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公开地提到“十二大”、“十三大”，除了邓小平之外，就只有这第一次了。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听出话音，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置之不理，照样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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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新一轮“批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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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个人生活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所以，这些年，每年春节均赴此地。但是，在1991年早春，他也许是发现自己这一年来说的话全都被人当作了耳边风，所以觉得有必要在上海做点什么。他从西郊宾馆走出来，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就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向东走到浦东，又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说起上海往昔的繁荣，“金融中心”、“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就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显然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他就拿80年代的事情来教育90年代的人：“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也许是在暗示，他现在还在等待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只是不想让上海人被那些理论家吓住。“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鼓动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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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京的这些官员们来说，上海可能是全中国三十一个省市区里面最富有思考精神的城市之一。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被北京那股意识形态风卷进去。此时，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和评论部主任得知了邓小平的讲话，决定以此为据写几篇文章。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过春节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出来了。3月2日是第二篇。3月22日第三篇。4月22日第四篇。这些文章全都署着一个名字，皇甫平。意思大约是来自黄浦江的评论。文章每篇都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1991年在中国旧历为辛丑年，属羊。所以皇甫平就从这里开始大加发挥。“十二年一个轮回”，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上已经一年多不再用这种热烈的口吻谈论9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现在，皇甫平却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他坚持认为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还鼓励上海人“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种声音明显地不同于北京那些理论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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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说：“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还警告世人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在暗示北京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路而行之。皇甫平说：“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在下一篇，他步步进逼，终于说出了那句令“左派”大为恼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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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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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点燃了一场风波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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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反击发生在1991年4月20日。这一天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作者把皇甫平的那句话与自由化联系起来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的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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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只要把皇甫平的文章和后来发表的邓小平的谈话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那里面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全都来自邓小平。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不过，皇甫平当时并没有说明此事。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着邓小平的意思，但又不说出这是邓小平说的。以北京那些人的政治经验之老到，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的几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的那些“理论家”很快便知晓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的行动。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之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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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北京的政治空气一下子热闹起来。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作者便将矛头直指皇甫平了：“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之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还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所以，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这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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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说得够厉害的。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太动心，因为这两个期刊并不出名。到了夏秋之间，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了。《求是》说：“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一番话之后，8月，又发表了《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作者这一次教训皇甫平说，不应该一听到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文章作者相信群众有一种“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就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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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一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现在活跃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1978年春天。不过，这一次，胡耀邦已不在人间，现任党校校长乔石也全不知情。很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或者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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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从中央党校内部推向全中国。作者说：中国人现在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而且，按照作者的论述，“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迟钝的人也看出了其中奥妙。人们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一个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报纸上面还说，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二年前就已经名誉扫地的理论，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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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舆论方面一个不得了的变化。不过，到了1991年9月1日，事情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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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晚上，新华社按照惯例，把《人民日报》将于第二天即9月2日发表的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先行全文播出，以使全国的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则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社论中有“我们要问姓‘社’姓‘资’”这样的话。“新闻联播”正好把这句话播了出来。中央领导人耳闻“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一句，立即要求予以修正。这一指示由中宣部转达至《人民日报》。当夜，报社将社论中两处主张要问“姓社姓资”的地方全部删去。新华社可以将社论的文字重新播发，电视新闻上却已覆水难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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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人民日报》社论在纸面上与电视上居然会有两个样子，不禁大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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