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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9年，由于形势变化，于是出现一个新的说法，即“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文人们对于新的形势格外敏感，所以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这种“结合”的伟大贡献作出理论的阐述。但是，对于了解中国政治进程的那些人来说’这个说法的新的价值，不是将“计划”与“市场” 二者结合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地方，也即将“市场经济”改为“市场调节”。关于这一点，以吴树青说得最为直截了当。他在1990年10月5日发表文章，说明了“调节”与“经济”的本质 区别：调节，只是一种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手段的机制；经济，不仅包含了调节，而且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计划，市场调节可以作为实现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但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属性，是不能与计划经济并行的。依照这样的解释，作为“经济”的计划，可以包罗万象无孔不入，而作为“调节”的市场，则只是一种手段，只能为实现计划来服务。吴树青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又是很有名气的经济理论家，显然不会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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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在90年代初期批判“市场化”滚滚潮流当中，吴校长的文章是平和委婉的，当然也包含着一些学术的精神。其他一些人则是由政治批判来取代经济的分歧。更有一种评论，将“市场经济”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大战略，必欲彻底肃清方能令中国转危为安。倘若这样的舆论可以成立，则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以及江泽民后来在中央党校的演讲，就大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了。不过，大多数报纸并不对未来的事情负责，它们只知道追赶过眼烟云般的政治风浪。1990年11月，北京一家大报再次发表文章指斥些人“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其中经济方面的一个“主张”，就是“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又过了不到一个月，这家报纸又发表一位权威人士的文章，说得更加不留余地。它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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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全部新理论的关键，说到底，是要将“计划”的地位大大地提高起来，把“市场”的地位大大地压下去，批判者显然还期望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分歧当中寻找出政治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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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邓小平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他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2月24日，距离那位“理论家”指责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过一周。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的话是针对哪一个人说的，但是，我们却能够计算出来，这是邓小平第十次为市场经济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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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辩护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它在差不多整整一年里成为被批评的对象。直到1992年的春节，邓觉得有必要再次南方视察，再次讲同样意思的话。这一次，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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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邓的话公布出来。报纸的总编辑们再也不敢奉陪“左派阵营”的那些“理论家”了。这些“老总”揣摩出形势的变化，对他们躲之惟恐不及，私下里早就在请另外一些理论家来写赞扬市场经济的文章。不少人已经沉默了两年多，现在忽然有了枯木逢春的感觉，自然忍不住要说话。这样一来，报纸上的面貌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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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市场经济成了一个禁区。”晓亮终于把闷在心里的一句话吐出来，“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说，一些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尚未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化与此直接有关。人民大 学卫兴华教授的文章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方式，不能归结为一个为主为辅的模式。就连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也改变了自己两年前的理论，1992年10月，这位经济学家接受《北京晚报》的记者采访，他说，邓小平的关于市场的观点很英明，市场经济没有“主义”的属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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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誓死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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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再度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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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来看1992年的中国，要说邓小平是在力挽狂澜，一点也不过分。自从他在年初到南中国走了一圈，全中国都跟着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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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央政治局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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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00多位人民代表群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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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还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上海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也全部取消，股市交易开始由市场引导，所以有人说：“这一天，是股市的真正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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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校讲话，国务院又批准近六十个县市列入开放地区。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五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十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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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和8月，全国都在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好处，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也重新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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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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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计划经济”真的只能苟延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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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苟延残喘的不仅仅是旧的体制，还有旧体制的维护者。对于1992年的局面，聚集在“左派阵营”里的某些“理论家”们，既愤怒又沮丧。他们势如破竹地把别人批判了两年多，不许人家出来解释和申辩，现在，这样的局面轮到他们自 己来承受，如何能不愤怒能不沮丧？无奈邓小平的威望毕竟太高，说的话又太明白无误。更何况还有党中央政治局的认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这些人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了。不过，来日方长。经过这么多年的风云变幻，这些人全都明白，政治的立场不是信念，而是乌纱帽，是房子，是轿车，是职称，是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大约也就从这时候起，在某些人的心里，“1992年”这个时间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默默地铭记，等待着卷土重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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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他们隐忍了不到三年，就又出来说话了。这一次，他们在论证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是拿“1992年以来”来开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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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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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邓小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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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五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霭沉沉，寒风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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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面，不断地播放着一首新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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