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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央政治局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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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00多位人民代表群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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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还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上海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也全部取消，股市交易开始由市场引导，所以有人说：“这一天，是股市的真正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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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校讲话，国务院又批准近六十个县市列入开放地区。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五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十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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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和8月，全国都在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好处，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也重新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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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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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计划经济”真的只能苟延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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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苟延残喘的不仅仅是旧的体制，还有旧体制的维护者。对于1992年的局面，聚集在“左派阵营”里的某些“理论家”们，既愤怒又沮丧。他们势如破竹地把别人批判了两年多，不许人家出来解释和申辩，现在，这样的局面轮到他们自 己来承受，如何能不愤怒能不沮丧？无奈邓小平的威望毕竟太高，说的话又太明白无误。更何况还有党中央政治局的认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这些人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了。不过，来日方长。经过这么多年的风云变幻，这些人全都明白，政治的立场不是信念，而是乌纱帽，是房子，是轿车，是职称，是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大约也就从这时候起，在某些人的心里，“1992年”这个时间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默默地铭记，等待着卷土重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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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他们隐忍了不到三年，就又出来说话了。这一次，他们在论证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是拿“1992年以来”来开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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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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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邓小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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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五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霭沉沉，寒风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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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上面，不断地播放着一首新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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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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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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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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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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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深圳的老百姓眼泪汪汪地望着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巨幅画像，不免问道：如若没有邓小平那一次的南方视察，如若没有那一次的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终卷篇”，中国能够这样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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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的这个早春，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有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有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有“左”的问题是否已从根本上解决；有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有文化事业能否为了不“出事”便宁可牺牲繁荣。还有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对于过去的总结和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执政党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上谁去谁留、九十五岁的彭真逝世，以及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在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为邓小平逝世发布的公告和悼词当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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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感情之外，2月19日这一天还具有政治的内容。有人说，“左派”集团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只是还应当加上一句，这些人所组成的不仅仅是政治团体，还是一个利益团体。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这个时刻的终于来到而额首相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自从“1992年那一个春天”以后，这些被邓小平指斥的“理论家”、“政治家”的处境就变得日愈不妙。不过，这些人并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所谓“处境不妙”，不过是，他们在推动一轮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获得期望之中的种种好处，形势忽变，现在看到仕途黯淡，就纷纷改换门庭，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他们和容纳他们的地方。“他妈的，我上了×××的当”，某报社的一位干部这样嘟囔着离开了。1989年夏天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社长曾经暗示他等着升任副总编辑什么的。这些年来，他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事情，还给社长出了那么多主意，真的很卖力。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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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的人们，其实活得都挺不错。他们在批判右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不叫“右派”分子“永世不得翻身” 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右派”们居然没有对他们穷追猛打，还让他们安居乐业，很可能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一个地方呆下来了，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中国的种种“异端”。什么也不干，但却紧紧盯着那些干事的人。用他们那种天生的敏锐眼光，在政治的天地里苦苦等待着可以利用的机会，就如同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的天地里掌握制胜的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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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邓小平的不在人世，是否会令某些人把闷在心里五年之久的一口恶气 吐出来？不可知。可得而知者，是一场风暴已经在天际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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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小平辞世之后不久，《中流》杂志1997年第2期在北京出版。这个杂志已经出版多年，极少引人关注，但是这一次却有了轰动的效应。因为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连连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与总书记谈心》这本书由多位作者联合撰写。它在1996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快超过读书界而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书名确有取巧之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真的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推心置腹的“谈心”，实则作者只是在凭藉江泽民总书记的一些讲话来阐明自己对于目前中国改革问题的观点。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六中全会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冯宝兴最后将他的对于书的批判转为对于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他放过了那些作者，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作序的人。“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冯没有指名道性，口气还算委婉，但他似乎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作序者是刘吉，这在那本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面一直挺活跃，现在冯宝兴的文章发表之后，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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