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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81 在同一期《中流》上面，还有一个人成了刘吉的难兄难弟，此人名叫张贤亮，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一个叫作刘贻清的人在《中流》杂志上说，张贤亮在沮咒党中央。这罪名真是不小，根据在哪里呢？刘的凭据是张写的一篇小说。小说 叫作《无法苏醒》，发表在1995年第五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这个人曾经是“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重新走进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赵鹫的精神有些问题。不过，就在他刚刚要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外面出现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二十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赵鹫眼前。“完了，文革又来了。”赵鹫想。然后他就昏倒了，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的确给人们讲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复旧的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他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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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83 既有“理论纲领”，又有”诅咒”和“诬蔑”。这些事情听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刚刚去世，“阶级斗争”就骤然激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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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85 然而这个春天里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如此，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远不只这两个，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三十九个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且流传于世，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看来作者静心研读了1992年以来的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作者说，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然后，作者就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名单，并且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名记录在案。按列举其“反动言论”的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玨、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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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87 1997年春天，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在中国，有些“理论家”真是让人难于理解。他们在写了文章之后不大愿意让人家说三道四，尤其不大愿意让人家提到他们的名字，说那会影响安定团结；或者说，这是“挑起争论”；或者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翻出来。可是，他们点着别人的文章和别人的名字展开批判的时候，却从来也不会想到这些。有些批判，看来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列举一二“反动言论”，并没有过分地纠缠。有些批判可就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王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那是一篇题为《王蒙其人其事》的文章，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作者毫不含糊地指斥这位前文化部长和前中央委员，是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还说，王蒙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獗的年代中崛起，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他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和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党中央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王蒙这个人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身处共产党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作者说，这个人和身在美国的那个坏蛋刘宾雁“心心相印”，但是“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很显然，这样的结论若能成立，则前文化部长王蒙就算是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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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89 还有一个人，厉有为，比王蒙的处境更加糟糕。这位深圳市委书记和中央候补委员在1997年早春的某一天拿到一张纸。上面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其口气之严厉，叫任何人看了都不免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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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91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 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十八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屈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申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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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93 可以说，对这份报告的态度，是当前改革的关鍵时刻，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清醒地认识到真假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金石。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自觉地起来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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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95 这一段话并且附加厉有为的文章作为“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打印成册，广为散发。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文字虽简短，但却极为严厉和不留余地。厉有为面对如此辣笔，不免更加怀念邓小平：假如他老人家还健在，那些人会不会发动这样一场大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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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97 在后来的一年里，“厉有为风波”闹得京城纷纷扬扬，京城里面卷起一阵政治批判的潮流，厉有为成为一大批很有学养也很有地位的学者的攻击对象，从批判他的言论，到批判他的职务，还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但是，说老实话，说“厉有为风波”并不准确，因为这场风波并不是厉有为发动的。所谓他的“宣言”和“纲领”，其实只是他在党校参加学习时的一个发言。“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厉有为说，“居然有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发动了一场大批判。”然而还有让厉有为更加委屈的事情呢。人家把他批了一个体无完肤，他却始终不能知道人家是谁，甚至在一年八个月后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莫名其妙。共产党建国四十多年，发生这样的故事倒是第一次。以往政治批判大大小小，无计其数，批判者总是大义凜然，有头有脸的，从来没有谁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倒是被批判的人有时候不能留下姓名，只叫作“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者“前领导人”云云。现在，情况怎么竟然倒了过来呢？其实，这还不是最奇怪的事，因为这些人虽然隐藏了姓名，却并没有隐身，他们毕竟站出来自己说了自己要说的话，还有一些人，是连站出来也不肯的。他们只是给某某部门或者某某领导打个电话或者写个信，要求发起批判厉有为的运动，或者把所有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集中在一起，复印若干，到处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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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399 厉有为遭遇到如此严厉的打击，心里难免觉得委屈。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一个学习体会会出现这么大的是非，引起这么多人的激动。还在文章写成之前，他就同周围的人说过，“过去干革命，是提着真脑袋的，现在说真话，顶多是掉个‘乌纱帽’，不过是个假脑袋。”这表明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并不是全无准备，他的委屈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的文章只是作为自己在党校学习数月的一个毕业论文写的，题目叫作《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顾名思义，他是在集中谈论所有制的问题。按照他在事后的解释，他写作此文的总的看法是，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对不上号”。所以，他就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式的公有制，类似于拔苗助长，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比如他说，我们以往的传统的看法是越“公”越先进，还认为公有与私有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他设想，在我国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有没有可能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比如他说，我国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些想法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领导者，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真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面学习的朋友就曾经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不就过去了吗？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他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一百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 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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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01 “左派”阵营发布不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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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03 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发现，许多新鲜的事情，同邓小平的去世以及数月之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这一类人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兴许会牵涉着全局的走势。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知道这股大批判的潮流在1997年春天涌出，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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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05 住在京城里的人们不妨回想一下1995年的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正在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可以视为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十八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的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的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的人民公社，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的国有企业。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便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顽强的阻击。前一次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作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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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07 当改革者为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煞费苦心的时候，有些的理论家们躲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卧薪尝胆，现在看到改革的矛头指向了国有企业，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在这些人看来，这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后一块净土，眼下那些盗用改革之名的人，居然连这最后一块社会主义的阵地也不放过，借用“文革”时期一句流行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这些“理论家”并不了解国有企业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开动机器生产，产品卖不出去；不开动机器，工人领不到工资。十家之中倒有三四家亏损，余者也不能维持正常生产，贪污和浪费更是数不胜数。假如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救中国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过问这些，他们一向精于审时度势，知道如果让改革的潮流冲进这最后的领地，他们自己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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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09 1995年春天，也即在沉寂了三年之后，他们终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次他们小心翼翼不去触动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改革开放是否将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他们用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回答这 个问题。看来，这三年这些人的确没有闲着，文章立论和选择的事实全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其行文之风格，在许多人看来，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所以，人们私下将它看作一份“左派万言书”，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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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11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形势是满意的。所要批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说，是“1992年以后”，或者是“近三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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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13 “1992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万言书”说，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以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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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15 一望而知，“万言书”对邓小平1992年春季的南方讲话不满意，并且认定由这次谈话所推动的中国改革的走势，正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作者宣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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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17 人们读到这里，不免要想到“文革”时期大家常常提到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哪里？“万言书”的作者回答，有三十二点八万户私营业主和五百多万从业人员；有一百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还不限于这些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此外，还有二千零一十五点三万个体工商户，有三千四百三十八点五万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有更加严重的事实，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样，按照“万言书”的阶级分析方法，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多至上亿人。接着，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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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19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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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21 此文题目就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可惜只是以“手抄本”之方式，印制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广泛地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是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的。因为右派从来没有真正掌握我们国家的舆论工具，他们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现在却轮到另外一些人来效尤。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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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23 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得承认“左派”的顽强了。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他们就偏偏证明他们的说法有充分的根据。然而这篇文章还仅仅是开始。官方没有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什么意见。他们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了(有意思的是，现在只有他们大骂不已的香港刊物愿意为他们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他们的一些“万言书”就在香港刊物上纷纷发表)，但是却仍然战斗不息，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在后来的两年中直到1997年年初，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一共有四份。全都依照同样的方式流传在人们的手中和口中。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一连贯，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除了前述的一份，第二份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第三份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第四份则是前面提到的点了很多人名的《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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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25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持不同政见者”的样子了。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与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相对立的证据太多了。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却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我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却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却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前。”党中央的领导人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远未解决”，“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却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他们却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党中央的领导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党中央的领导人说，公有制经济再降到百分之六十，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却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党中央的领导人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锲而不舍。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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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8429 他们把那些言论一篇接一篇地散发出来，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到了后来，把他们的意见和党中央的文件的及党的领导人的说法一对照，就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呢，现在方知，原来还有这些人，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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