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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徐道琨在奏折中竟引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说：“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的军舰一定都会自行沉没！” 还有一位御史陈嘉言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传达上天意旨的帛书，说：“帛书已经预言：外国当自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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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作用是非常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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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民族主义，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封闭，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前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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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反对改革(戊戌变法)的取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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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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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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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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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1997年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从现代化这一新范式来看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从新范式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都要重新审视。比如义和团，对它盲目排外等不利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就会有较多分析和批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也不是简单地把“侵略”与“反侵略”作为唯一的视角与标准，而是较多自省，对那种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心态持批判态度，对危害匪浅、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一分警惕；同时，它更多地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新文化的催生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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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他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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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义和团是受载漪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李时岳文章指出，载漪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漪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漪曾指使义和团闯入宫中企图搜杀光绪皇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入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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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国联军问题。李时岳文章说，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么宣战，也没说明向哪个国家宣战，实为奇文。载漪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禧，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要求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漪、徐桐之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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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去世的作家王小波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这样一段忧虑的文字：“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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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封闭排外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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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初，1656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就厉行“海禁”，宣布“片板不许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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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乾隆皇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下令封闭江苏、浙江、福建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岸对外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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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乾隆又下令在广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其后又陆续颁布《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等作了极为繁细苛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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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的又一措施，是1760年在广州恢复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批准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性官商组织，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并担保外国人交税，约束外国人在广州的起居活动等，不许民间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与外国人接触。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鸦片战争爆发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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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落后封闭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甚至连林则徐这样有一定远见的人，在鸦片战争之前都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这种作茧自缚的态度，不利于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只能导致中国落后、贫穷、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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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之下，怎能不产生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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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最高潮，是在慈禧太后指挥下围攻占领西方国家驻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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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听说洋人不同意废掉光绪帝，并要求她“归政”给光绪帝之后，勃然大怒，于1900年6月20日下令向各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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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先是下令让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到总理衙门开会。德国驻华使臣克林德走在前面。大臣载漪命令属下的虎神营及义和团埋伏在道旁，杀死了克林德。清朝大臣徐桐等闻之，大喜，说：“杀了外国使团的头头，中国就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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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和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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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时，“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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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启秀上奏说：“不杀死外国使团人员，必成为我心腹大患。”他说五台山和尚普济有神兵十万，他建议请普济率神兵来京会战，歼灭外国驻华使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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