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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痛心地流下眼泪，后悔自己轻信了“革命小将”。当晚,他紧急召见造反派代表，气愤地质问：“道我们国家的荣誉都不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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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恃有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并不买周恩来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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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例证是，第二天，在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竟然大肆表彰义和团式的火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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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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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的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缅甸联邦主席奈温的谈话中回忆说：“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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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我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同样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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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22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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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交工作人员称这一天是外交史上的“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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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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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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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样解释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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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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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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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年，明朝中叶。在欧洲，商业和金融在城市中发展起来。在尼德兰和意大利，伟大的文艺复兴诞生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人类应该了解世界、驾驭世界的观念。在这一年，当时最发达的葡萄牙派出船队，航海首次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明朝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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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了五十六年之久，1574年，明朝大知识分子阎从简写了一本书《殊域周咨录》。在书中，阎先生通过想像，竟这样介绍葡萄牙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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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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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朝朝廷献上世界地图《万国舆图》(又称《坤舆全图》)，给了中国人一个认识世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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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大臣徐昌治看后勃然大怒，编辑了一本很有气势的大批判文集《圣朝破邪集》，其中有一篇《利说荒唐惑世》的文章说：“利玛窦用他的邪说迷惑人，他所著的《坤舆全图》汪洋浩淼，世界怎么能是这样？这是欺负我们眼睛看不到那些地方，我们的脚走不到那些地方，没办法检验！这正像画家画了一个鬼魅，你没法说他画得对不对。我们中国当然是居于世界的正中间，而在他的地图中，中国稍稍偏西，真是无聊透了。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在世界地图上，我们中国显得不那么大，而且居于北方，肆无忌惮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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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时间又过了近二百年。1792年,英国瓦特已经发明蒸汽机，亚当·斯密已出版《国富论》。这一年，英国派使节前来，要求互相建交。乾隆皇帝拒绝说：“你们国家若留下人来在北京，言语不通，衣服式样也不一样，没地方可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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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二十四年，1816年，英国又派人来华联系建交。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仍然沿袭闭关的老路，他给英王一通“敕谕”说：“离得太远，来往麻烦。你们又不熟中国礼仪，学起来也是一件累事，以后不要再交往了。只要忠心孝顺我大清，就可以算是有教化了，不必时时想着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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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至19世纪中叶，闭关自守守不下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但清廷并不吸取以往封闭的教训以图自强。直至1860年英法侵略军攻占天津，攻入北京，焚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还是不知道外国为何物，也不愿费心了解世界情况。1861年，咸丰皇帝临死之前见到美国总统送来的国书以平等相称，竟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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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可笑的正是咸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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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光绪二年，上层仍然不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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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讲过光绪二年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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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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