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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怎能不出义和团的那些偏狭过激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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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50年代初“一边倒”，倒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50年代后期又走向小农式的封闭。到“文化大革命”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悲剧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当中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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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在《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在如是基础上形成的如是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的作用，必然是双重的。民族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政策上、文化上更为紧密的结合。但是……反过来又妨碍着中华民族以健全的心理、积极的态度、常规的途径建立广泛的世界联系，不能用世界文明发展的各种新成果来推动自身的近代化。民族自主性与民族开放性常相对立。与此相应，民族主义不是将重心置于本民族自身的发展，不是将使本民族尽早在近代化基础上成长为近代民族放在中心地位，使民族主体精神发育不全，缺乏必要的自信、足够的勇气和充沛的力量去批判和摈弃民族肌体内与现代不相适应的东西，变革和改造各种与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抵触的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于是，民族主义、民族化常常演化为排外主义、保护落后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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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旧式农民的利益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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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邓小平复出，以他深刻的洞见、恢宏的气势和开阔的眼界，才打破长期封冻的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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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中顾委讲话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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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的要害，不愧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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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沿袭多年的封闭，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彻底消除生存危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新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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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84年6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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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再次强调：“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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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魄，有人认为毛泽东或许超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缺乏这个认识，甚或没有这个认识，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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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启人深思的是，邓小平多次从开放与封闭的角度，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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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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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84年12月的讲话中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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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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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之后，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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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这样批评性的总结，而为全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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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明他解决了三个认识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克服了三个长期困扰全党的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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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克服了左倾思潮的影响。左倾思潮长期以来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内的“左”和对外的“左”是互为一体的。从50年代后期直到“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实行“左”的一套，必然导致对外采取封闭和关门政策。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国强调自力更生，固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对自力更生的理解带有“左”的色彩，以为自力更生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造成的损失更大。就像邓小平说的：“我们封闭了二十年……而日本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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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克服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中国人民在外部的强大压力面前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些都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也滋长了夜郎自大的情绪，使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卷土重来。比如在50年代“大跃进”期间，自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在短期内超英赶美，甚至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又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认为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是全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又说中国人民的责任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等等，说明夜郎自大的“中国中心论”达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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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克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制约。我国长期以来是个农民国。平均主义、自给自足、小农意识的影响十分强大。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向往的“男耕女织”，是封闭意识的典型表达。毛泽东曾作出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个指示，是封闭的小农意识的集中反映。它的实质，是排斥商品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办法曾强制实施，导致了中国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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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对发展中国的制约，才坚决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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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封闭思想长期以来对广大干部有很深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12月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首先给在党内有重大影响的老同志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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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历史的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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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邓小平深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重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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