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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美国《商业日报》刊登亚利桑那州一研究所所长诺曼·莱文的一篇文章《中国民主制度取得谨慎的进步》。该文说，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农村基层开展选举说明中国在民主方面取得进步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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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美留学生身处异域，漂泊海外，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母国文化情结，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抗拒意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妖魔化》有如《说不》一样，满怀着民族主义的激情。作为一个个人或一个团体，当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否真的有利，还是很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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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危害中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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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10日，中国最畅销的周报之一《南方周末》发表署名甘棠的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骄傲总是不好的》，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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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词，在我们的母语里，本来应该加以区别的。如“骄傲”和“自豪”。自豪是正面的，骄傲却有贬义。该说自豪的地方却说骄傲，我猜最初可能是哪位翻译家，面对英语PRIDE这个有“骄傲”、“自豪”、“自尊”等多义的词，毫不踟蹰地译作骄傲，后面又不断有人跟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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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诗人李瑛写了一首《我骄傲，我是—棵树》，受到欢迎，后来即以此命名一本诗集。一时有不少模仿之作。但相沿成风，有意思就变成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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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时想起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开幕词里的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我想，这是写诗啊！写诗不必胶柱鼓瑟，在词语上过分较真。突破一般，给人以陌生感，可以达到一新耳目的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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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止一次看到评论文章引用一句“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的话，据说是一句新诗，很抱歉没有读到原作。这使我想起30年代国难当头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老先生写过一首新诗，三复斯言地咏叹“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回肠荡气，声泪俱下。后来又曾见有人写过：“我沉痛地想起我是中国人……”联系时代背景，我们也能理解诗人的衷情。我们的民族多灾多难，每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忧患，都不能像没有心肝的人那样轻松。时代不同了，独立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已有的国力和发展的前景都大不同于30年代以至60年代了。为此自豪，激发进一步的自强，无疑是应该的，但若因此导向骄傲就不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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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年谈虚心与骄傲，是着重从国际关系立论的。而“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无论是诗也罢，口号也罢，如果面向国内读者，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互相骄傲什么劲？恐也不是作者的立意。那么，莫非是为十几亿中国人代言，向世界宣告“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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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设想，倘若在国际讲坛上，大家群起效尤，英国人说：“我骄傲，我是英国人！”日本人说：“我骄傲，我是日本人！”美国人说：“我骄傲，我是美国人！”伊拉克人说：“我骄傲，我是伊拉克人！”你也骄傲，我也骄傲，混声合唱，还好协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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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显然不是外交部门的指导思想，然而作为文艺形式的宣传尤其是向青少年的灌输熏陶，它的效果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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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鲁迅就说过，不自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民族才有希望。无论民族无论个人，骄傲都是一种盲目性的表现，骄傲总是不好的。“骄傲使人落后”，若以落后为骄傲就更可怕——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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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篇文章，返回头看看《说不》一书所主张的：“我们过去太多的‘好说好商量’，太过的共容的谦恭。现在特别要改一改作风，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我们大国式的美……”读者诸君会有什么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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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族主义凸起早已引起《南方周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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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骄傲”一文发表前一个月，《南方周末》还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驳斥民族主义。该文有一个直截了当的题目《千万不要胡吹》，作者是思想界和杂文界老前辈严秀，即“延安才子”、错划右派、前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曾彦修是也。曾文畅快淋漓，醍醐灌顶，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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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不少人在忙于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的世界文化是儒学思想领导的文化，21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通用语言文字是汉语和中文等等。一句话，在21世纪内，中国会把全世界的一切都统一起来。我看，这完全是在胡说一气。要西方人放弃拼音文字来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要西方人放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的口号来采用中国三纲五常、中庸之道的思想道德规范？要人家都放弃交响乐来听我们的威风锣鼓？要人家放弃芭蕾舞来演我们的跑旱船？要人家放弃现代医学来学我们的肝火脾土的医术？……这简直是异想天开，无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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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不仅巳经吃了几年饱饭(但是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哩！)而且国家比“文革”前和“文革”时期，都确实有了根本的不同，国家是大大地飞速前进了，面貌可谓大为改观了，人们当然会因此而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在这种时节，会产生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看来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还相当落后，在见识上同应有的世界水平似乎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所以才会说出种种离奇古怪的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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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大说特说的胡话，倒不是要天天斗、一天到晚要去解救全世界四分之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之类的空话了，相反的是一些更加怪异的东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然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电视、报刊上常见，字体很大，当然主要是在信口开河的说话和广告中，但是有些正式的文章也在这么大讲特讲。这算什么爱国主义？这是在公开地胡说八道。难道中国要做宰割全世界的秦始皇？胡吹这一类东西，真可说是愚昧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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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现在不应该胡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昏话，即使在千年万年中国太强特强之后，那时世界真的“大同”了的话，也决不是“大同”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还很难想像的某种联系更加密切的状态罢了。恐怕在那个“大同”中不但有“小异”，而且还有“大异”呢！例如，语言文字就很难“大同”得了。要我们十几亿人放弃汉语、中文等，怎么办得到呢？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通用汉语、中文等，当然更是决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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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大幸事，但我们还要更加谦虚一点才好，更加理智一点才好，更加照顾常识一点才好。一切统一于中国，不但纯属空想，而且十分反动，这是千万胡吹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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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现在大体上也知道这类东西全是无知者的妄说，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类东西，大约还处在一旁看笑话的状态中。但是如果吹得太多了，吹的人有的又不全是无知妄人，甚至把这种胡吹变成一种时尚潮流，并误以为是“爱国主义”宣传，听其泛滥，以致鼓励其泛滥，那就很不像话了，外国人也会真的重视起来的。所以，我劝有些大家小家们，不要吃了几年饱饭，有个电视机看看，就忘乎所以了，还是要照顾一点常识，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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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南方周末》这两篇杂文已经谈到了民族主义对中国将会造成负面影响，只不过限于篇幅和文章体裁，没有从理论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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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也感到了90代的民族主义是汹涌澎湃席卷全球波及中国的思潮。该杂志1994年和1996年先后以“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和“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为题，对世界范围内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展开专栏讨论。诸多学者就此发表意见，从各种角度论述民族主义。其中有些文章亦涉及到了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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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民族主义具有其他意识形态难以比拟的整合功能。民族主义在中国反侵略斗争中，在振奋民族精神、战胜自然灾害(如1998年夏季战胜特大洪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人尽皆知。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在中国则罕有人提起。笔者打算弥补这个缺陷，以期使国人对民族主义获得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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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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