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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现在不应该胡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昏话，即使在千年万年中国太强特强之后，那时世界真的“大同”了的话，也决不是“大同”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只不过是现在大家还很难想像的某种联系更加密切的状态罢了。恐怕在那个“大同”中不但有“小异”，而且还有“大异”呢！例如，语言文字就很难“大同”得了。要我们十几亿人放弃汉语、中文等，怎么办得到呢？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通用汉语、中文等，当然更是决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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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是大幸事，但我们还要更加谦虚一点才好，更加理智一点才好，更加照顾常识一点才好。一切统一于中国，不但纯属空想，而且十分反动，这是千万胡吹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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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现在大体上也知道这类东西全是无知者的妄说，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类东西，大约还处在一旁看笑话的状态中。但是如果吹得太多了，吹的人有的又不全是无知妄人，甚至把这种胡吹变成一种时尚潮流，并误以为是“爱国主义”宣传，听其泛滥，以致鼓励其泛滥，那就很不像话了，外国人也会真的重视起来的。所以，我劝有些大家小家们，不要吃了几年饱饭，有个电视机看看，就忘乎所以了，还是要照顾一点常识，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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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南方周末》这两篇杂文已经谈到了民族主义对中国将会造成负面影响，只不过限于篇幅和文章体裁，没有从理论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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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也感到了90代的民族主义是汹涌澎湃席卷全球波及中国的思潮。该杂志1994年和1996年先后以“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和“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为题，对世界范围内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展开专栏讨论。诸多学者就此发表意见，从各种角度论述民族主义。其中有些文章亦涉及到了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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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民族主义具有其他意识形态难以比拟的整合功能。民族主义在中国反侵略斗争中，在振奋民族精神、战胜自然灾害(如1998年夏季战胜特大洪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人尽皆知。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在中国则罕有人提起。笔者打算弥补这个缺陷，以期使国人对民族主义获得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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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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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主义飚升将会干扰甚至破坏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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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颇为友好的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慨叹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加深了中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长期封闭，导致中国人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而自以为是世界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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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告诉我们，民族主义高涨有可能导致封闭意识抬头。民族主义与闭关锁国是孪生兄弟，互为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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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例子太多，不必再提了。最近的例子——“文化大革命”就是民族主义急剧窜升的时期，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众所周知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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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对付英国。1969年，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的口号。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重要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与此同时，中国还支持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本国开展武装斗争，这使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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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鼓吹“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一时间，“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等等宣传，出现在红卫兵报纸和正式出版物上。“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也出现在党内文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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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苏共经常以“老子党”自居，对中国颐指气使；又如苏联在60年代中期停止援助中国并撤走专家等等，都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应该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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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很多红卫兵南下缅甸，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缅共进行武装斗争推翻缅甸政府，就不是受人欺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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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世界中心”的念头在革命的外衣下还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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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狂热的结果，连学外语、收听西方广播也成了里通外国、崇洋媚外的罪状，有的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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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放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梦寻者的生活流》，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工人仅仅因为给外国人领路到商店买东西，就遭到迫害的悲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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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么能随便接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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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氛围，谈何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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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者叶自成指出，后发型国家的工业化都离不开对外国先进经验的模仿移植、引进和改造。到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更加密不可分。完全可以说，现代化进程就是对外开放的进程。没有对外开放，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对落后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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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排外倾向，无疑是与这一进程相反的作用力。民族主义影响和干扰我国的政治开放、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就影响我国的经济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我们已经从1996年起理论界新闻界展开的“到底要不要继续引进外资”的争论、1996年《说不》中“不要最惠国待遇”的偏激情绪以及民众中“砸烂麦当劳”的冲动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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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国独立问题早已解决，综合国力今非昔比的今天，民族主义的狂热威胁着我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及优秀文化，威胁着我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威胁着我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也就是说，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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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结合义和团运动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他指出：排外倾向、回归封闭主义的企图，阻挠中国社会的进步，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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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者张晓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三期撰文说：“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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