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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一些英雄人物、模范领导干部，暗中也在从事买官卖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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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体察民情、严于律己、狠抓廉政闻名全国的“廉政明珠”、原河北省邢台地委书记李明珠，因手下一公安局长出事被捕而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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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北省沙河市公安局长、党组书记王文增因特大贪污受贿罪被捕，1995年8月9日向检察机关交待了他向李明珠行贿买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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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李明珠因政绩突出，1988年从保定市委副书记任上调往邢台担任地委书记。1991年1月，在保定工作的王文增找到李明珠，送给李二万元，要求调往邢台市安排一个公安局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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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收下二万元，答应了王的要求。不久，李明珠设法安排王文增到邢台市管辖下的沙河市担任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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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增捞到公安局长肥缺，以十倍的贪婪巧取豪夺，不仅把损失的二万元赚了回来，而且大大发了一笔，本以为买卖双方皆大欢喜，不料东窗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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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一件卖官案更为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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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的一个个体户蔡登辉，由于出资四十三万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办好了入党、招工、转干的手续，并被提拔为区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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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韶关市乳源县经委因拖欠新建的办公大楼四十三万元工程款，被法院查封并判处一个月之内搬出，将楼拍卖。此时蔡登辉出现，愿意出四十三万元了结此事，但条件是：为他办理入党、招工、转干手续，并提拔当官。县经委党委负责人大喜。经研究决定：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于是，在蔡登辉交了四十三万元之后，只用一天时间，就为蔡登辉办了入党手续。蔡一下子由群众变成有五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还是县经委党委书记。再用几天时间，县劳动局、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顺利地给他办好了招工、转正、定级、调级、转干等手续，并把填写表格的时间提前到几年前。接着，蔡被任命为县工业联合公司副经理、县经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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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身份，蔡登辉想到其他地方当官。因为乳源县这个地方熟人太多，难免露馅。于是，用钱开路，送一辆小汽车，就使他担任了揭阳市普宁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后因举报者众，才败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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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露了也处理不重。著名作家邵燕祥在《杂文报》1998年5月29日发表《“吃屎”吃出甜头来》一文，剖析此案。该文说：“除了本来无官无党的个体户蔡登辉失去了刚刚买到的党籍和官职外，涉案十几名科处级干部中，只有人事局长一人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其局长职务的处分，其他人还都留在党内，也许用不了多久，就‘又是一条好汉’，重新掌握一定范围的党政人事诸权了。此案中的蔡登辉，从报道看，也遭到些经济损失，偷鸡不成蚀把米之类，却并未追究买官罪责，这是以罚代刑，还是网开一面？这个蔡登辉也许不再来‘玩儿’了，但别的‘蔡登辉’能够知所怵惕，不敢效尤，抑或看到衙门并未关死，‘盍兴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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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再繁琐地举例。杂文家刘绍楹在《卖官书记的口头禅》一文中说：“在金钱大行其道的今天，卖官已经不算什么惊人的新闻，报纸上接二连三披露这方面案件，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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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出大钱买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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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报》1998年8月19日发表钟国兴的文章《干部利益独立化》，指出：在我国，干部利益已经独立化，形成单独的利益群体。他们在执行政策和操作过程中“过多地顾及自身的利益”，造成政策扭曲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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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省长王云坤说得彻底。他在1998年3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要警惕滋生官僚资本。他说：公有制是以政府的面貌出现的，权力在谁手里呢？在政府手里。这样，弄得不好，就会出现权力市场化的问题，结果搞的市场经济就可能是政府市场经济，是官员市场经济，是权力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变成了官场经济。搞了股份制之后一部分人搞了所谓“干股”，因为他有权力就给他一点股份，时间长了干部和企业就会结合起来，形成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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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98年3月24日发表该报记者郑宏范的长文《遏制权钱交易》。该文分析了一些腐败案例，指出：掌握着人事、资金、计划、指标审批等权力的一批干部，利用手中的实权，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国家和集体的资产大量流失，这是全国违法违纪的一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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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报》1998年6月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杨帆的文章《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该文说：中国实际是官员群体控制国有资产和社会资源。在改革进程中正在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掌握资源的人，正在将这些资源变成私有财产，这就是权力变成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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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认为，二十年来，权力资本经过四个阶段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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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8年开始的权力创造市场阶段，有二十亿元人民币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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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0年代初期开始的商业资本崛起阶段，大约有五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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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双轨制阶段，大约有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财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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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财富转移不下于十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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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本扩张，“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有的领导秘书收取贿赂、乱收款乱收费等，估计在中国转型期二十年中，权力资本逐渐扩张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三十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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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评估是不是一定很准确，可以讨论，但是，人们都承认，我国资产转移和腐败的规模相当之大，在历史上也罕见其匹，是千百个魏忠贤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杨帆勇于探讨，应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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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些年来国际反腐败会议指出，腐败严重的国家，其腐败额度一般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我国有些经济学家测算，近些年来我国腐败额度为每年七千亿到八千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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