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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惜花大钱买官的原因。老百姓说：“当了官，什么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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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官只是一种投资活动，其所得将远远大于投入。这一点，是“投资者”早就计算好了的。不然，他为什么从兜里向外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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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在杂文中说：“会不会有‘曲线救国’的人想通过买官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抱负？还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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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官场秘笈”和“买卖经”应运而生，以点拨迷津。这里简介一二，以飨读者，有好者不妨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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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青年报》1997年10月24日曾发表一首民谣：“能干没钱干生气儿，三千四千不顶事儿，五千六千记个字儿，一万两万办成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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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言》杂志1998年6月号发表刘绍楹的文章《卖官书记的口头禅》，介绍河北省巨鹿县原县委书记刘欣年的经验总结。刘欣年经常在会上会下宣讲“三个一点点”。他说：“你送一点点，我收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他鼓励部下说：“现在的社会，该送就送。上边免了你的职，我再给你安排相当的职位，让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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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头版文章说：南方的“技术性专业术语”既贴切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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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方程式＝(烧冷灶＋趋热门＋挠痒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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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冷灶，即选择有前途但暂时还未得势的官员，殷勤对待，时时看望，小恩小惠，解其疑难，结下雪中送炭之谊。日后，一旦冷灶变成热灶，“投资者”可获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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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热门，就是短线投资，对权高位重者，烧香拜佛，以钱开路，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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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痒痒，即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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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三样都是“上头”喜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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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5月11日发表殷国安《用市场办法卖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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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说，“卖官的市场机制正逐步‘发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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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多种形式交易方法。有现货、期货和赊欠三种经营模式。现货是交钱与交货同时进行；期货是预先付款，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医院探病等都是预先付款的机会；赊欠是先安排工作后付款。站在卖官者的立场上考虑，当然要压缩赊欠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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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按职论价。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卖官不削价。乡官张某人想到县里当官，送了三千元，郑不予办理，后又送去一万元才办成。为了增加收入，郑书记想方设法扩大货源，多安排一些带括号的科级干部(享受科级待遇)，以满足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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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完善经纪人队伍。经纪人为双方牵线搭桥，促进买卖成功。秘书、身边工作人员、家属均可充任经纪人。每当“首长”有事，比如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儿女上学、住院治疗、乔迁新居、调动升职……都由经纪人充当中介，通知买方自愿或被迫送钱送物从事现货或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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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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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事报》1997年5月13日发表冯俊科、樊希安的文章《卖官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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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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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拔干部，中央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更何况下边有广大群众监督，中间有党委集体研究，上边有主管部门审批把关。方方面面都有严格制度。他们为什么还能照卖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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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思考之后，两位作者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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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郑元盛等人把持的地方，我们党的任用干部的规定、管理体制等全成了一纸空文，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卖官者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人民没有了说话的权力。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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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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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死缓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得意洋洋地对别人说：“到我们这一级，就不好监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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