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21084
1703321085
他批评说，眼下国内以权谋私、贪污索贿、投机官倒、倾吞民利已到无以复加地步，道德沦丧，“唯一希望就是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只有儒学才能提供道德批判，“让乱臣贼子惧”，阻止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1703321086
1703321087
蒋庆认为儒学能够包容现阶段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出路。他说，民主实质和基本特征是一种道德精神，“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要实现民主政治，非儒学不能为功。”另外，儒学能为工业文明提供道德基础，因此能促进经济发展。他要求恢复私人讲学制度和书院制度以改革教育，弘扬道德，匡正人心。
1703321088
1703321089
蒋庆鼓励一些信心不足的人说：“孔子复兴周道，董仲舒复兴儒学，宋儒复兴儒学，不是都成功了吗？”他认为，现在面临的儒学复兴虽然困难很大，但也在节节胜利，一定能成功。
1703321090
1703321091
蒋庆发表在台湾《鹅湖》月刊一七〇、一七一期(1989年8、9月)上的文章《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把他的意见说得更为充分。这些话是豪迈的，声音也很高。
1703321092
1703321093
但有的论者认为，这些意见太过空泛也太过激进，倒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的话说得委婉一些。
1703321094
1703321095
陈来没有像蒋庆那样“迫切”，他觉得：“在全民族急切要求现代化的氛围中……儒学发展的合理性能否成为现实的必然性，是值得怀疑的。”
1703321096
1703321097
陈来把眼光放得很远，他有这样一个预测：“注意西方国家在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如过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个人的孤独忧惧，可以认为，一旦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儒家传统的再发展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浮面的反传统思潮将会消失，代之而起的必然是植根于深厚民族传统的文化复兴。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想复兴的最大条件就是现代化。”
1703321098
1703321099
为了消解反对者的压力，陈来说：“积极地促成儒学的进一步发展绝非意味着要恢复它在中世纪的一统地位。”
1703321100
1703321101
陈来是这样考虑：“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走向多元化。站在多元文化体系的立场，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一个思想体系的取向，毋宁是系统相互作用的诸多要素的综合效应。”“不是就儒家自身思考儒家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和方式，而是把它置于多元互动的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建构中综合地设计它的发展。”
1703321102
1703321103
陈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进一步发展民主、科学、法制以及人权等，但这不等于说应由儒家提供这一切，这也不构成儒学恢复其生存及影响的基本条件。”
1703321104
1703321105
陈来说：“我自己的意愿是，在一个新的文化结构中，不但有民主、科学等制度化的建构，以及形式合理性的经济结构及为其所提供的人的利益动机，而且应使儒学仍然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
1703321106
1703321107
陈来强调说：“儒学在未来多元文化结构中仍可扮演较为积极的角色，但绝不再是作为儒教中国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精神气质对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影响。”
1703321108
1703321109
陈来这些意见，见他的《人文主义的视界》等著作。
1703321110
1703321111
让我们掉过头来。
1703321112
1703321113
新儒家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评述。
1703321114
1703321115
一是宋明时期开张新儒学。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由于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崇尚老庄之学，儒学陷入低落，威风已远不如汉代。朱熹曾感叹孔孟学说已经成了“绝学”。
1703321116
1703321117
唐朝韩愈提出道统说，企图振兴儒学，成为新儒学前奏曲。到了宋代，王安石、张载、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颖、朱熹、陆九渊等人出来，爬罗剔抉，提要钩玄，出书讲学，利用权势和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扩大辐射，并掀起争辩，才成了气候，使儒学大振于天下，重新成为统治思想。宋儒的工作，主要是把孔孟等儒家开创人物较为散漫的杂论深入挖掘，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和哲学化。在这个过程中，宋儒把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的道教思想吸收进来，特别是吸取了中国禅宗的精髓，在性命之学等方面扩展和深化儒家思想，使之适应新时代的精神需求，这就形成了新儒学。明代又有所发展。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新儒学的核心学问还是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新儒学的最终和最高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圣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明代大儒王阳明曾说，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去私。
1703321118
1703321119
从宋明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发展儒学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和贡献。他们生活在清末危机时代，形势所迫，不能总在“心性”兜圈子了。他们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意研究外国情况，利用儒家经典今文经学作变法文章，引起极大反响。康有为先后刊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根据形势需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重塑孔子形象，借儒学阐释维新主张，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康有为努力沟通儒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他针对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指出“变者天道也”；此外，康氏还力求把儒学与西学接轨。康有为在当时备受指责，被讥为“野狐禅”，但他踏出来的这一条路，对指引后世儒家与时俱变有所启发。当然，康有为早期和晚期对儒学的态度不尽相同。
1703321120
1703321121
二是现代新儒学。按通常说法，现代新儒学又分为三个时期。
1703321122
1703321123
一、20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的新孔学为代表。
1703321124
1703321125
梁漱溟新孔学来源有二：中国儒学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柏格森生命哲学印证儒学，谋求二者合流，是一个新特点。他把着眼点放在“我”上，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上深化了儒家的认识。他提出人生三路向的观点，承认西方文化一味向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有成功方面。但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过时，必为中国文化取代，则陷入“以夏变夷”的老套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欲调和，随遇而安，未免消极。
1703321126
1703321127
二、20世纪30～40年代，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麟的新心学等为代表。
1703321128
1703321129
熊十力从佛学归入儒学，提出“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哲学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论。仍然是强调内心世界的完善。
1703321130
1703321131
冯友兰把西方的新实在主义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加以改造，形成他的新理学体系。他认为“理的世界”先于实际的世界，即是“我们的主张，是纯客观论”。理，可以离开心，离开实际，而独立存在。冯先生论述的目的之一，是意图说明封建伦常的人道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是永远存在的。
1703321132
1703321133
贺麟的新心学主张，心是唯一的实体。精神(心)为体，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贺先生认为，一切都在自心的掌握运用之中，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既要继承中国文化，也要继承西方文化，这样来成就自己的体用之学。中西文化优劣论是没有意义的。他还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贺先生还对三纲五常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三纲五常仍可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
[
上一页 ]
[ :1.7033210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