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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掉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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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是一个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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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宋明时期开张新儒学。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由于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崇尚老庄之学，儒学陷入低落，威风已远不如汉代。朱熹曾感叹孔孟学说已经成了“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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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韩愈提出道统说，企图振兴儒学，成为新儒学前奏曲。到了宋代，王安石、张载、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颖、朱熹、陆九渊等人出来，爬罗剔抉，提要钩玄，出书讲学，利用权势和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扩大辐射，并掀起争辩，才成了气候，使儒学大振于天下，重新成为统治思想。宋儒的工作，主要是把孔孟等儒家开创人物较为散漫的杂论深入挖掘，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和哲学化。在这个过程中，宋儒把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的道教思想吸收进来，特别是吸取了中国禅宗的精髓，在性命之学等方面扩展和深化儒家思想，使之适应新时代的精神需求，这就形成了新儒学。明代又有所发展。当然，万变不离其宗。新儒学的核心学问还是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新儒学的最终和最高目的，是教人怎样成为圣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明代大儒王阳明曾说，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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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明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发展儒学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和贡献。他们生活在清末危机时代，形势所迫，不能总在“心性”兜圈子了。他们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意研究外国情况，利用儒家经典今文经学作变法文章，引起极大反响。康有为先后刊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根据形势需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重塑孔子形象，借儒学阐释维新主张，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康有为努力沟通儒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他针对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指出“变者天道也”；此外，康氏还力求把儒学与西学接轨。康有为在当时备受指责，被讥为“野狐禅”，但他踏出来的这一条路，对指引后世儒家与时俱变有所启发。当然，康有为早期和晚期对儒学的态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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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新儒学。按通常说法，现代新儒学又分为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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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的新孔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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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新孔学来源有二：中国儒学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用柏格森生命哲学印证儒学，谋求二者合流，是一个新特点。他把着眼点放在“我”上，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上深化了儒家的认识。他提出人生三路向的观点，承认西方文化一味向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有成功方面。但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过时，必为中国文化取代，则陷入“以夏变夷”的老套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欲调和，随遇而安，未免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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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30～40年代，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麟的新心学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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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从佛学归入儒学，提出“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哲学和“内圣外王”的人生论。仍然是强调内心世界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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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把西方的新实在主义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加以改造，形成他的新理学体系。他认为“理的世界”先于实际的世界，即是“我们的主张，是纯客观论”。理，可以离开心，离开实际，而独立存在。冯先生论述的目的之一，是意图说明封建伦常的人道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是永远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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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新心学主张，心是唯一的实体。精神(心)为体，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贺先生认为，一切都在自心的掌握运用之中，该用什么就用什么，既要继承中国文化，也要继承西方文化，这样来成就自己的体用之学。中西文化优劣论是没有意义的。他还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贺先生还对三纲五常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三纲五常仍可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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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发表在台湾《民主评论》及《再生》两种杂志1958年元月号上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当代新儒家的纲领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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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生命，有绵延不绝的统续和“道统之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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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指出，儒家“注意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并具有宗教性和“内在的超越信仰”。《宣言》说，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本源。《宣言》要求发掘人的“内在的道德良知”，激发“道德觉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来解救困境。《宣言》吁求：“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之运用亦即呆滞不前。”这种心态，超越了客观精神和科学研究的町畦，情感的投注变为宗教的虔诚，其主观性和盲目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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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海外新儒家又有方东美、杜维明、刘述先等人的观点引起注意。内地新儒家的研究亦渐趋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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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一直热心于振兴新儒家事业，仆仆奔走，著书立说，不遗余力。他认为：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有助于建构全球伦理。他主持过“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这一科研项目。他通过研究东亚各国及地区的发展，指出东亚社会在政府作用、考试制度、家庭功能、储蓄率和地方组织等方面存在同构现象。他认为，工业东亚确实融会了不同的文 明，“但从价值总体取向来看，儒家伦理是导致工业东亚文明如此发展的基础之一”，“儒家和整个工业东亚的文化心理结构结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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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儒学研究的时代感非常强，这是他的最大特色，也许是受了康有为的启发吧。他在主观上非常注重把儒家文化研究和现实发展的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对当代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东亚发展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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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杜先生的信心还不是很足。他说：如果东亚地区争气，那儒家形象就好，否则儒家形象就糟。对于杜先生来说，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儒家文化的负面作用，应该进一步深思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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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内地的新儒家研究，上面所举的蒋庆及陈来的意见，可以说是年轻一辈当中的两种倾向——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激进派和稳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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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新儒家的发展历程。那么，新儒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以孔孟程朱思想为体，有选择地吸纳技术性的外来文化为用，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这就是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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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海外和内地的新儒家人物各自强调的重点并不相同，比如有的人强调“仁”，有的人强调和谐广大的生命精神，有的人强调心性良知，有的人强调集体、家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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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内地知识界对新儒家的主张，有三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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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多数人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来自各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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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发表在199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在肯定了新儒家的若干价值之后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只是抽象地谈文化而讳谈国难和民族生存危机，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思潮与社会现实和民族危亡的紧密关联。而且，在当今国际条件下，要想保存中华文化，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提高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希望依凭心性修养来摆脱危机和走向现代化，就显得非常幼稚。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新儒家在吸纳西学和重建儒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其对西学的批评并希望由此改变西方文化的走向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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