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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副主任吴同瑞说：“我们主张‘对话意识’，摈弃‘较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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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接受《书屋》杂志记者向继东采访时说：“说哪个文化占优势，恐怕不太妥当。历史上的成功和进步，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过去英国没有文官制度，是从中国文化里学去的。欧洲发展快，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碰撞的结果。摹仿也是一种文化，落后国家摹仿先进国家是一种进步。中国近年来出台的《破产法》、《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产法》、《证券法》等法律也都是摹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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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主张实现儒家学说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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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学者崔永东在《试论儒家伦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负功能》一文中说：儒家正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它的某些观念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例如，孔孟荀一再强调重义轻利，宋明理学家更是对个人利益持一种压抑否定态度，他们把公与私绝对对立起来，这是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是利益原则，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杠杆，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又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它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助长大锅饭的懒汉思想。再如孔孟强调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的宗法等级制，造成个人在宗法之网中备受压抑，使个性受摧残，人格不能独立。但崔先生又说，儒家提倡的“克勤克俭”，以及“信”和“诚”的原则，在今天有现实意义。他说：“在合理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民主制度)下，儒家伦理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和扬弃，可以成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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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扬弃呢？就是“抛弃那些有碍于市场经济的成分，而发扬那些有益于市场经济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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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邹东涛认为，“文化冲突论”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践效果大多不成功。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分渲染“冲突”是不明智之举。他提出，对传专统文化的明智之举是“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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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东涛在《文化冲突、文化整合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说：所谓“文化整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宏观继承、综合创新”的战略，根据转型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释、创造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需求，实现文化、改革、经济、社会的协同和一体化。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复合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中兼收、并蓄、融会了许多文化体系的精华，有着根据时代需要进行文化整合的丰富内涵和基础，“内圣可以整合出一个新外王”。怎样操作呢？ 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的思想精华，如孔子和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春秋时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儒家的民生思想，以及变法精神等等；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时还要“因循”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性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比如宗法网中的家庭、家族观念等。邹东涛认为，在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整合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和实用主义都起着较大作用，但随着新体制不断积累、完善和配套，中国总是在高一脚低一脚地一步步走向理性制度、法制制度和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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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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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等著作和文章当中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引发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林先生的观点得到新儒家的赞同与支持。一些新儒家人物把林先生的观点向不同方向发挥、发展开来，从而使这场争论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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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也承认：“我们可以说五四对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要求，是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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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毓生的重点是批判五四运动。批判什么呢？批判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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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民主科学理解肤浅。林先生说：在“形式层次上，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号，高谈自由、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但不能不指出，他们的这些观念在实质层次上是相当肤浅、浮泛，甚至错误的，例如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 文学革命论，现在看来是很不通的。他们把科学看成了宗教，对之产生了迷信，这种‘科学迷’式的科学主义是很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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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思想方法不对。林毓生说，辛亥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向传统挑战，只是攻击传统文化中特定的点，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作全盘彻底的反抗，“整体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在五四时代占有极大的优势是一项明显的事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因此便能够不承认中国过去在许多方面的成绩，或不声称中国过去有许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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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点，是林毓生做文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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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出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位领袖人物作分析，指出：“这三位人物极不相同，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却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思想革命，而这种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 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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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认为，五四整体性反传统的崛起，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二是辛亥革命使王权和皇室崩溃，不仅使政治秩序瓦解，而且使文化秩序损坏了，使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架构崩塌，这就为反传统的人提供了全盘否定传统之结构的可能；三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使用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思想模式——认为思想决定一切的“一元论思想模式”。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导自先秦之后儒家的思想模式”。因此，看起来五四人物是新的，其实却掉进了传统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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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说，在这三个因素作用之下，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物“认为中国传统每一方面均是有机地经由根本思想所决定并联系在一起”，因此，“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林毓生认为：整体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形式主义”或“抽象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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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认为：“五四反传统思想笼罩范围之广，谴责之深，与在时间上持续之久而言，在整个世界史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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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五四新文化人物的反传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但是“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思想上的混合，产生了极大的紧张，造成了日后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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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问题之一，就是日后还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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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指出：毛泽东青年时代思想形成时期，就受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特别注重意志功能，强调思想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能力)，以及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这种要求一向以对旧文化的激烈排斥为其前提)，这些特色实源自五四运动的激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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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从以上分析出发，在不同的场合曾一再呼吁要消除“五四反传统思想所产生的各种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他甚至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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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主张什么呢？主张“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而是把西方价值观念与传统中健康有机的质素衔接而进行，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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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运动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反对毒害中国人的君主专制和愚昧迷信的意识形态，这些腐朽的东西(包括儒家和新儒家学说中适应君主制、等级制和家长制的消极面，以及脱离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的关于心性的空谈)，压抑了中国千百年，扭曲了无数知识分子心灵，造成了亿万斯人无数惨剧，加剧了中国的因循与落后。五四运动起来批判它有何不可呢？与此同时，不是还有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嗤之以鼻吗？不是还有新儒家四处宣传儒家文化本位吗？不是还有袁世凯、张勋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尊孔读经吗？何以对此不发一言，偏偏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如此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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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澎湃全国历时既久的运动中，出现一些激烈的语言(打倒孔家店)和行动(火烧赵家楼)，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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