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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林先生所谓的“全盘、彻底、整体性”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就以林先生所举的三个人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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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几千年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个字，反传统可谓激烈。但是，鲁迅也收集和研究汉唐古砖、拓片，研究书法，纂辑和校刊古书。他先后校刊了《嵇康集》、《岭表录异》，纂辑了《谢承后汉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籍。他还研究和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史，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林毓生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谈到鲁迅的内心矛盾——否定传统和研究古典文化的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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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举五四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新文化诞生建树甚大，更以提倡西化闻名，是五四运动旗手之一。但他卓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仅对推动当时古典文化研究贡献甚巨，而且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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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新文化发展方面的历史地位十分显赫。但他长期注意中国文字的创始及流变，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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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林先生没有在祖国大陆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五四一脉相承的论述，就显得对中国情况十分隔膜。五四是企求创新，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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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人人戴毛主席像章，人人手挥“小红书”，人人高唱语录歌；遍布全国的批斗、游街、武斗和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整死2000万人；以及全国每个单位都贯彻“五七”指示，大办“五七”干校，朝着自给自足努力；毁灭教育，毁灭文化，煽动“读书无用论”；还有林彪、“四人帮”阴险毒辣的宫廷政变和谋杀手段等等，难道不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和空前展示么？就连“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方面的纲领性口号——“斗私批修”，也是宋明儒家反复强调致力终身的宣传重点。宋明新儒家的纲领性口号就是“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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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确也搞了“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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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祖国大陆远远的林毓生大概被这些吸引了注意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是表面的。中国的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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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的观点得到新儒家和一些新儒家研究者热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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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说：要批判地审视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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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五四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则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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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思潮，在学理上有两个主要失误：一是在功能坐标中判断人文价值，认为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关系的人文文化都没有价值……二是不能正确了解近代文化中价值理性的意义……西方文明之能够延续，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与发展，是与以基督宗教为形式的价值传统的连续性分不开的……五四以来我们看西方，只看到近代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没有认识伦理一宗教传统的连续性，从而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发性，不能有全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两点失误直至今天仍然被广大的热血青年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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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指出：“把思想文化当作了解现代化过程的终极原因，‘从思想文化上解决问题’(林毓生)的倾向，五四以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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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指斥五四新文化追求科学与民主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是丢掉了价值理性而沉湎于浅层次的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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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也说：“把价值理性看作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是五四以来直到今天的一大弊病。”他说：“如果《新青年》派们在高呼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不是全盘否定几千年来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贡献的古典中国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可能会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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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陈等人的论断引发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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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98年3月28日发表文章批评说，新儒家“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德’的继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对此，不能盲目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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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21日发表文章说：美国学者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把“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和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学者陈来先生响应此观点，将“五四”称为20世纪的激进主义。把五四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1、这种说法把儒家文化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整体；二、把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整体；这种说法不承认在儒家思想中有非主流的思想存在，比如明代的李卓吾、冯梦龙，清初的黄宗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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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说：“文革”并不像林、陈说的那样，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实质完全不同。“文革”出现有两个根本条件，在上是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在下是个人迷信盛行。这两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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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伟希说：林毓生并不是新儒家而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他割裂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与时代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是一个大时代的大问题。林毓生没有从大时代着眼，却以思维方法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理由来否定五四运动，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样做，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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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希认为，新儒家对“五四”的否定，则有两个问题。一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新儒家强调内圣通过“曲通”等途径能够开出新外王，因此否定五四运动对西方文化的“横移”。实际上，今天的”外王”首先是指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项现代制度。靠开发“心性”和升华道德，开不出现代的制度，所以新儒家对五四的否定是站不住脚的。二是新儒家仍然恪守张之洞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否定五四运动的实质，是排斥西方文化。这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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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王炎认为：五四运动的确有过激之处，这是它的一个不足。但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和筛选，透过当时一些过激的言论，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精华，是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即使在新文化阵营当中，也是百家争鸣，没有谁来强迫命令整齐划一。五四运动之所以生机勃勃，之所以开一代新风尚，是自由主义精神的胜利。今天总结五四运动，不能满足于它提出民主与科学，而要更深一步，体会五四运动中蕴含的自由主义精神。新儒家提倡内圣开出新外王，但是看看实践，没能开出自由主义和各项新制度。新儒家是从传统到传统，不能解决中国的新发展问题。新儒家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五四运动，就把自由主义也否定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拯救传统。激进地全面否定传统和从传统到传统，都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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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据说，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已经准备在北京进行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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