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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毓生的重点是批判五四运动。批判什么呢？批判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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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民主科学理解肤浅。林先生说：在“形式层次上，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号，高谈自由、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但不能不指出，他们的这些观念在实质层次上是相当肤浅、浮泛，甚至错误的，例如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 文学革命论，现在看来是很不通的。他们把科学看成了宗教，对之产生了迷信，这种‘科学迷’式的科学主义是很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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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思想方法不对。林毓生说，辛亥革命以前的知识分子向传统挑战，只是攻击传统文化中特定的点，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作全盘彻底的反抗，“整体性或全盘式的反传统思想在五四时代占有极大的优势是一项明显的事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因此便能够不承认中国过去在许多方面的成绩，或不声称中国过去有许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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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点，是林毓生做文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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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出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位领袖人物作分析，指出：“这三位人物极不相同，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却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思想革命，而这种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 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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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认为，五四整体性反传统的崛起，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二是辛亥革命使王权和皇室崩溃，不仅使政治秩序瓦解，而且使文化秩序损坏了，使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架构崩塌，这就为反传统的人提供了全盘否定传统之结构的可能；三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使用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思想模式——认为思想决定一切的“一元论思想模式”。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导自先秦之后儒家的思想模式”。因此，看起来五四人物是新的，其实却掉进了传统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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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说，在这三个因素作用之下，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物“认为中国传统每一方面均是有机地经由根本思想所决定并联系在一起”，因此，“不打倒传统则已，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部打倒不可。”林毓生认为：整体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形式主义”或“抽象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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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认为：“五四反传统思想笼罩范围之广，谴责之深，与在时间上持续之久而言，在整个世界史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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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五四新文化人物的反传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但是“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思想上的混合，产生了极大的紧张，造成了日后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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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问题之一，就是日后还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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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指出：毛泽东青年时代思想形成时期，就受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特别注重意志功能，强调思想具有改变社会现实的能力)，以及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要求(这种要求一向以对旧文化的激烈排斥为其前提)，这些特色实源自五四运动的激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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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从以上分析出发，在不同的场合曾一再呼吁要消除“五四反传统思想所产生的各种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他甚至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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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主张什么呢？主张“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而是把西方价值观念与传统中健康有机的质素衔接而进行，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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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五四运动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反对毒害中国人的君主专制和愚昧迷信的意识形态，这些腐朽的东西(包括儒家和新儒家学说中适应君主制、等级制和家长制的消极面，以及脱离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的关于心性的空谈)，压抑了中国千百年，扭曲了无数知识分子心灵，造成了亿万斯人无数惨剧，加剧了中国的因循与落后。五四运动起来批判它有何不可呢？与此同时，不是还有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嗤之以鼻吗？不是还有新儒家四处宣传儒家文化本位吗？不是还有袁世凯、张勋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尊孔读经吗？何以对此不发一言，偏偏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如此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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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澎湃全国历时既久的运动中，出现一些激烈的语言(打倒孔家店)和行动(火烧赵家楼)，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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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林先生所谓的“全盘、彻底、整体性”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就以林先生所举的三个人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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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几千年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两个字，反传统可谓激烈。但是，鲁迅也收集和研究汉唐古砖、拓片，研究书法，纂辑和校刊古书。他先后校刊了《嵇康集》、《岭表录异》，纂辑了《谢承后汉书》、《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籍。他还研究和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史，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林毓生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谈到鲁迅的内心矛盾——否定传统和研究古典文化的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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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举五四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新文化诞生建树甚大，更以提倡西化闻名，是五四运动旗手之一。但他卓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仅对推动当时古典文化研究贡献甚巨，而且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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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新文化发展方面的历史地位十分显赫。但他长期注意中国文字的创始及流变，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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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林先生没有在祖国大陆生活的经历，所以他关于“文化大革命”与五四一脉相承的论述，就显得对中国情况十分隔膜。五四是企求创新，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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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人人戴毛主席像章，人人手挥“小红书”，人人高唱语录歌；遍布全国的批斗、游街、武斗和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整死2000万人；以及全国每个单位都贯彻“五七”指示，大办“五七”干校，朝着自给自足努力；毁灭教育，毁灭文化，煽动“读书无用论”；还有林彪、“四人帮”阴险毒辣的宫廷政变和谋杀手段等等，难道不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和空前展示么？就连“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方面的纲领性口号——“斗私批修”，也是宋明儒家反复强调致力终身的宣传重点。宋明新儒家的纲领性口号就是“去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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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确也搞了“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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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祖国大陆远远的林毓生大概被这些吸引了注意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是表面的。中国的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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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的观点得到新儒家和一些新儒家研究者热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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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说：要批判地审视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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