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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卷五 民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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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潜流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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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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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天，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活跃。这些人刚刚从“文革”中解脱出来，“伤疤”尚未痊愈，便已经忘了疼似的。7月，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五百零六个院校、机关和科研所的科学工作者来参加，总计有一千五百多人。说是讲习“自然辩证法”，但是很奇怪，与会者们谈论的问题大都与“自然”无关。他们津津有味地把“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好些天。也是在这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一次会议的名称没有绕一个很大的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叫做“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研讨会”。与会者一百六十多人，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来的人，也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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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达到了高潮，这股潮流迅速地将形形色色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各省各市各自治区的官员们也已经在报纸上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在同样一面“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文人们的心情同官员们有些不同，说出的话也不一样。文人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表达得更强烈。比如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研讨会”上，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孙耕夫刚刚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阐述“科学无禁区”的道理。发言的人有冯定、王耕今、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和林京耀。就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这个时候也表现得相当开明。他说，他希望这次会议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打开新局面，提倡科学无禁区，不同途径地探讨问题，不搞棍子主义，也不要怕打棍子。他的这些话显然并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了社会科学。文人们分外激动，在饱尝了至少二十年的“棍子”之后，他们相信，科学真是进人自由的天地了。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年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些文人一定会对这位在1978年高呼“科学无禁区”的人抱有更多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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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之后，也即7月24日，周扬也来了，他的讲话包含了更加强烈的民主倾向，所以台下的人们听来更加精彩。他提倡“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提倡“独立的见解和独立的创造”。他说，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还说，“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和加强了党对科学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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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里周扬讲的话真是不少，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老是露出心有余悸的样子，说出的话从不兜圈子，也从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他似乎拿定主意要在中国的上空张扬起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到了秋天，思想解放的势头更加强大，“凡是派”已经只有招架之功的时候，周扬也把他的自由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是在1978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举行开学典礼。周扬到会上去讲话。他对所有的教师和学生说：“我们要的是，对现实问题，对当前国内和国际问题，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的气氛；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学、自由辩论的学术空气。”这时候他是研究生院的院长，所以讲话的时候就有些教师讲课的味道。周扬说，有一个哲学家，叫作第欧格尼。他要学生回答问题，当学生表示同意先生的意见的时候，他就拿拐杖打学生的头，还斥责道：“先生讲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反驳？”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周扬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导师们，将来学生完全按你的意见回答问题，你也可以拿拐杖敲学生的头。”台下的学生听了这话不免交头接耳起来：这不是明摆着要我们脑袋后面长反骨么？假如学生们把这个问题当真提到周扬面前，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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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用不了几个月，所有的人都会发现，这位老人的脑子里面还有一些更加大胆的念头。他想的是，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不仅仅要在这些年轻学生中间贯彻,还要推行到全国去。1979年是五四运动发生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又是周扬作报告，他的报告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话还在后面呢。周扬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说“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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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全都震撼不已。这么多年了，他们就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位党的干部讲过这样的话。会议甫毕，周扬的讲话便不胫而走。一时间，周扬成了知识分子心目中一面民主的旗帜。直到二十年后，温济泽还能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他说：周扬的讲话，“在全国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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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墙”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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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京城中心天安门广场，沿着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西去不远，曾经有一道深灰色的砖墙，沿街展开，长度大致二百米。90年代的最后几年，它已经不再存在，在它原来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商业广场，为五颜六色的广告和店家所盘踞，从里到外流淌着人类的物欲。但是，在1978年的秋天，这道墙却是京城里面最具政治色彩的地方。街谈巷议纷纷扬扬，老百姓说它是“民主墙”，不过，官方提到它的时候始终不肯说出“民主” 二字，只是叫它“西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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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缘起于这一年盛夏时节的某一天清晨，这道墙上居然再一次出现了只有在“文革”中才有的大字报，内容是抗议对《中国青年》复刊号的批评和禁止发行。这件事情吸引了众多过客。接着，那些在“文革”中间受了委屈的人，从大街小巷的角落里面钻出来，纷纷来到这里，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冤情。政府未加干涉，任由这些人为自己鸣冤。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里面的家家户户，教师、职员、学生、医生、干部，甚至还包括工人和农民，都在“忆苦”——不是旧社会的苦，而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苦”。就算那些没有冤情的人，听到人家讲到“伤心处”也要陪着流泪。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大家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谁说要推翻共产党。可是，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日愈高涨，这里的气氛也亦步亦趋地张扬起来，到后来就有一点不可收拾。大字报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人群中也不仅仅是匆匆过客了。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得一亿中国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牵连，冤情太多了。很多人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到这个角落，发泄自己的怨恨和寻找再生的机会。人们一重又一重地围在墙边，一张大字报贴出来，就立即围上一大群人，一个人喊“冤”，就立即回响起一片“冤”声，其声势已然超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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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就这样成了老百姓的一个政治讲坛。深灰色的墙上怨声沸沸扬扬，由倾诉个人之冤情发展到倾诉社会的不公。到了秋末冬初，有人开始发泄对毛泽东的不满。有一个人在这里说：“毛泽东根本不是什么伟大领袖，充其量只是一个农民领袖。”另一张未署姓名的大字报为周恩来叫屈：“主席灵堂一何巍，总理却在雪中睡。”另外一张大字报的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壮烈”，他要南斯拉夫驻中国的使馆替他把这张公开信转交给铁托。“壮烈”对铁托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确实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第三个里程碑就是您。”这已经是极为明显地排除了毛泽东的位置，可是大字报的作者还不肯知足，他又接着写到：“我们中国1949年就获得了解放，二十多年来，仅在头七八年过了好日子，往后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中国人民感到多么内疚和悲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铁的事实证明，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不在中国，而是在南斯拉夫，就是您——敬爱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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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论无疑已经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可以容忍的程度。可是，这还不算，“西单墙”上的反叛气氛仍在变本加厉地弥漫着。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宣布，两年前被判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参与此次事件的人也一律平反昭雪。这就更加助长了“西单墙”上的气焰。又过了十天，由兴奋和不满聚集起来的人已多至数千。他们以这道墙为营垒，举行“民主讨论会”，几十人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把听众揽得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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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便看到戒备森严的警察出现在周围，党的主席华国锋的一个说法也传到他们中间。华说：“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年轻人现在有了“四五”英雄的榜样，其士气已非一般的禁令所能遏制，他们以更加激烈的言论向政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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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党的领导人终于发现，他们的当务之急，还不仅仅是争论“两个凡是”，以及平复“文革”留下来的种种冤情，事实上，那个“西单墙”上也在显示一些危险的倾向。不过，党的官员中间，对年轻人在“西单墙”上的作为表示支持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曾对《中国青年报》的一位编辑说，应当把“西单墙”的大字报选择部分刊登在报纸上。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说，“群众贴大字报，开民主讨论会，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继续提出自己的民主要求，表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要求，这是人民群众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表现……一看到人民的民主情绪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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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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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民间的民主潮流与官方的民主潮流在相当程度上汇集在一起了。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题目是《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文章一开头便说：“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如同一声春雷，响彻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作者说，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按照作者的意见，中国的确有一种“反革命势力”，这就是“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文章还说，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在写了这些话之后，作者就提到“人民万岁”，说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群众队伍时曾高呼“人民万岁”，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那些天里，天安门广场上的一面巨幅标语写着“人民万岁”。还号召中国人民“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像是在祖国千山万水之间响起了又“一声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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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最初也不像华国锋那样情急火燎地指斥“西单墙”。有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査德·伊文思所说：“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年轻人的过激言行，邓小平非但不加干涉，反以一种真正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说出一句千古名言：“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共产党中身居高位者如邓小平，能够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令广场上的年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的热情不免更加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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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年轻人这一次搞错了。邓小平不会支持他们越轨。只不过，那个“西单墙”上的东西在眼下对于“解放思想”的大局还有着几分推动，实在不必过早地拆掉它。到了1979年早春，“民主墙”发起的运动更加激烈。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示威。对邓小平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友善。“他开始觉察到了危险，”理查德·伊文思说，“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人造成伤害……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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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所说之政治上的“伤害”，不仅仅来自“西单墙”上那些“要民主，要自由”的言论，还来自另外一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邓小平仍然是个“邓纳吉”。这个人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正在撰写一篇文章，专门谈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毫无疑问，这是冲着邓小平的。文章把毛泽东的一句耸人听闻的话再一次加以引用：“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再早一些时候，某杂志的一位领导号召属下“对付重新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那个月里，西单墙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字报忽然多起来，把当初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也覆盖了。有一张大字报说：“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凡是派”现在可能会庆幸当初没有把这个墙封死，原来“民主”这东西也会被他们所利用，让他们有机会掉转枪口冲着邓小平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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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感觉到强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压力还来自京城里面那些几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的人。当然，北京以外的地方，风声也挺紧。有人质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了。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王洪文两年前被捕的时候说过“十年以后再见”，意思是他终有重见天日的时候。现在，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人的对话竟比王洪文还要“乐观”。一个说，“阶级斗争，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第二个说，“要不了七八年，等五年再看。”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了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怨恨，等待着再一次“变天”。有些人真的就结成“地下党”。京城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把一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上面的内容还算客气，没有直接说邓小平如何如何，只是集中力量“批判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外一个叫做“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可就不那么客气，它把一份传单同时发送十几家报社，长达一万六千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就把一些人搞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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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讨论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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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宽松起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毛泽东留下的古老国家沉寂了两年，每一个人都不知所措，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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