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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墙”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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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京城中心天安门广场，沿着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西去不远，曾经有一道深灰色的砖墙，沿街展开，长度大致二百米。90年代的最后几年，它已经不再存在，在它原来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商业广场，为五颜六色的广告和店家所盘踞，从里到外流淌着人类的物欲。但是，在1978年的秋天，这道墙却是京城里面最具政治色彩的地方。街谈巷议纷纷扬扬，老百姓说它是“民主墙”，不过，官方提到它的时候始终不肯说出“民主” 二字，只是叫它“西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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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缘起于这一年盛夏时节的某一天清晨，这道墙上居然再一次出现了只有在“文革”中才有的大字报，内容是抗议对《中国青年》复刊号的批评和禁止发行。这件事情吸引了众多过客。接着，那些在“文革”中间受了委屈的人，从大街小巷的角落里面钻出来，纷纷来到这里，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冤情。政府未加干涉，任由这些人为自己鸣冤。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里面的家家户户，教师、职员、学生、医生、干部，甚至还包括工人和农民，都在“忆苦”——不是旧社会的苦，而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苦”。就算那些没有冤情的人，听到人家讲到“伤心处”也要陪着流泪。在最初的几个月中，大家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谁说要推翻共产党。可是，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的日愈高涨，这里的气氛也亦步亦趋地张扬起来，到后来就有一点不可收拾。大字报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人群中也不仅仅是匆匆过客了。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得一亿中国人受到直接和间接的牵连，冤情太多了。很多人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到这个角落，发泄自己的怨恨和寻找再生的机会。人们一重又一重地围在墙边，一张大字报贴出来，就立即围上一大群人，一个人喊“冤”，就立即回响起一片“冤”声，其声势已然超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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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就这样成了老百姓的一个政治讲坛。深灰色的墙上怨声沸沸扬扬，由倾诉个人之冤情发展到倾诉社会的不公。到了秋末冬初，有人开始发泄对毛泽东的不满。有一个人在这里说：“毛泽东根本不是什么伟大领袖，充其量只是一个农民领袖。”另一张未署姓名的大字报为周恩来叫屈：“主席灵堂一何巍，总理却在雪中睡。”另外一张大字报的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壮烈”，他要南斯拉夫驻中国的使馆替他把这张公开信转交给铁托。“壮烈”对铁托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确实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第三个里程碑就是您。”这已经是极为明显地排除了毛泽东的位置，可是大字报的作者还不肯知足，他又接着写到：“我们中国1949年就获得了解放，二十多年来，仅在头七八年过了好日子，往后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中国人民感到多么内疚和悲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铁的事实证明，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不在中国，而是在南斯拉夫，就是您——敬爱的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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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议论无疑已经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可以容忍的程度。可是，这还不算，“西单墙”上的反叛气氛仍在变本加厉地弥漫着。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宣布，两年前被判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参与此次事件的人也一律平反昭雪。这就更加助长了“西单墙”上的气焰。又过了十天，由兴奋和不满聚集起来的人已多至数千。他们以这道墙为营垒，举行“民主讨论会”，几十人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把听众揽得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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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快便看到戒备森严的警察出现在周围，党的主席华国锋的一个说法也传到他们中间。华说：“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年轻人现在有了“四五”英雄的榜样，其士气已非一般的禁令所能遏制，他们以更加激烈的言论向政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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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党的领导人终于发现，他们的当务之急，还不仅仅是争论“两个凡是”，以及平复“文革”留下来的种种冤情，事实上，那个“西单墙”上也在显示一些危险的倾向。不过，党的官员中间，对年轻人在“西单墙”上的作为表示支持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曾对《中国青年报》的一位编辑说，应当把“西单墙”的大字报选择部分刊登在报纸上。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说，“群众贴大字报，开民主讨论会，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继续提出自己的民主要求，表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要求，这是人民群众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表现……一看到人民的民主情绪高涨，就惊惶失措，总想用种种办法加以限制和压制，同群众对立，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我们党的根本立场，这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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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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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民间的民主潮流与官方的民主潮流在相当程度上汇集在一起了。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题目是《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文章一开头便说：“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如同一声春雷，响彻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作者说，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按照作者的意见，中国的确有一种“反革命势力”，这就是“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文章还说，只要“反人民、反民主的敌对势力还存在，只要官僚主义还存在，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在写了这些话之后，作者就提到“人民万岁”，说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群众队伍时曾高呼“人民万岁”，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爆发那些天里，天安门广场上的一面巨幅标语写着“人民万岁”。还号召中国人民“在‘人民万岁’这个历史真理的召唤和鼓舞下胜利前进”。党中央机关报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像是在祖国千山万水之间响起了又“一声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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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最初也不像华国锋那样情急火燎地指斥“西单墙”。有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査德·伊文思所说：“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年轻人的过激言行，邓小平非但不加干涉，反以一种真正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说出一句千古名言：“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共产党中身居高位者如邓小平，能够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令广场上的年轻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家的热情不免更加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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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年轻人这一次搞错了。邓小平不会支持他们越轨。只不过，那个“西单墙”上的东西在眼下对于“解放思想”的大局还有着几分推动，实在不必过早地拆掉它。到了1979年早春，“民主墙”发起的运动更加激烈。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示威。对邓小平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友善。“他开始觉察到了危险，”理查德·伊文思说，“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人造成伤害……可能会破坏一些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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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所说之政治上的“伤害”，不仅仅来自“西单墙”上那些“要民主，要自由”的言论，还来自另外一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邓小平仍然是个“邓纳吉”。这个人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正在撰写一篇文章，专门谈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毫无疑问，这是冲着邓小平的。文章把毛泽东的一句耸人听闻的话再一次加以引用：“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再早一些时候，某杂志的一位领导号召属下“对付重新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那个月里，西单墙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字报忽然多起来，把当初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也覆盖了。有一张大字报说：“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凡是派”现在可能会庆幸当初没有把这个墙封死，原来“民主”这东西也会被他们所利用，让他们有机会掉转枪口冲着邓小平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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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感觉到强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压力还来自京城里面那些几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的人。当然，北京以外的地方，风声也挺紧。有人质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了。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王洪文两年前被捕的时候说过“十年以后再见”，意思是他终有重见天日的时候。现在，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人的对话竟比王洪文还要“乐观”。一个说，“阶级斗争，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第二个说，“要不了七八年，等五年再看。”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了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怨恨，等待着再一次“变天”。有些人真的就结成“地下党”。京城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把一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上面的内容还算客气，没有直接说邓小平如何如何，只是集中力量“批判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外一个叫做“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可就不那么客气，它把一份传单同时发送十几家报社，长达一万六千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就把一些人搞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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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讨论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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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宽松起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毛泽东留下的古老国家沉寂了两年，每一个人都不知所措，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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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1957年他们的“大鸣大放”一败涂地，此后二十年不能振作。今天的胜利在他们简直是死灰复燃，看来有极大的必要乘胜前进。1979年1月，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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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具有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几个星期以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占了上风，“两个凡是”的理论也威风扫地。但是，与会的官员们似乎意犹未尽，满肚子还有好多话，不吐不快。邓小平肯定是感觉到这种局面，所以他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很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说话。叶剑英这时候与邓小平似乎是心照不宣，也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继续让大家讲话，所以他提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不是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只是谈论一些理论的和思想的问题。有如胡耀邦后来的表述，“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中得到不少人的赞成。这样，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华国锋便宣布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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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刚刚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一心想要鼓动大家畅所欲言。考虑到大家的心里仍然余悸未尽，他就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以证明这一次党的方针不是“引蛇出洞”。他的发言题目叫作《理论务虚会引言》。他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人们的认识参差不齐，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没有明说“一些同志”是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些人，不免在心里把胆子壮大起来，就听见胡耀邦继续说，“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胡耀邦还宣布了一个漫长的会议时间表：从18日开始，直到26日。然后大家回家过春节。节后，2月1日接着开会，到2月12日休息。几天后进入会议的第二阶段，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大约四五百人。再开十天左右。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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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的那些人，大都具有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除了胡耀邦之外，还有胡乔木、黄镇、朱穆之、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和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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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上午，有6个人作了一次联合发言，这6个人在京城里全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包括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华楠、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这些人推举胡绩伟作为他们的代表，发言的题目听上去挺委婉：《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但内容可就相当犀利，也相当长，大约有两万字，把八个月来的争论说得淋漓尽致。二十年后，张湛彬回忆这一段情节的时候说，这是理论务虚会上最有分量的一个发言，“有触目惊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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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同一天，杨西光在另外一个小组里发言，将他和胡绩伟、曾涛一起核对整理的一份材料在会上公布出来，材料里面是党的副主席汪东兴1978年6月15日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的讲话记录。三天以后，胡绩伟和杨西光又一次联合发言。这一次，他们公布了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初期同吴冷西争论的全部材料。包括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的记录，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他给胡绩伟打电话的内容的说明，胡绩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答复吴冷西的发言，以及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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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王惠德说，“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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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周扬问道，“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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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变化，”历史学家黎谢说，“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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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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