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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国内左倾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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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佘者多至数百名，包括胡乔木、胡绩伟、黄镇、朱穆之、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冯文彬、成仿吾、许涤新、莫文华、薛暮桥、蒋南翔、林默涵、熊复、张显扬、李洪林、马洪、吴明瑜、孙冶方、郑必坚、宦乡、王忍之、李鑫、苏绍智、严家其、龚育之、吴敬琏、阮铭、马沛文。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发出二百六十四期简报。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其中包括了下面这样一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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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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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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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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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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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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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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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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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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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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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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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理论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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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谈起这些的时候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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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理论务虚会同时，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等地也在春节前自动召开了同样的会议。参加人数一般五六十人，上海三百人。现在，全中国的文人似乎都汇聚在一起，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就在大约三周以后，邓小平也兴致勃勃地鼓励理论务虚会上的文人们“重点讨论民主问题”。他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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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很快出现变故，令人们措手不及。表面上的起因是一场战争。2月17日，中国人越过边界进入越南，是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争3月16日结束，其全部过程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地区，然而它对于中国国内的形势，竟会发生重大的牵制。北京出现了“反战”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已经给党的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西单墙”上出现了批评这场战争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还要世人警惕“独裁”。邓小平震怒了，胡耀邦不知所措。这时候，被战争打断的“务虚会”再度开始。有人就把消息传进了中南海里，说“秀才正在开会造反”；然后又有消息传出来，说秀才们的会是“搞乱思想的会”，“闯祸的会”。北京大街小巷里有人用京腔的谐音，称“务虚会”为“戊戌会”。所谓“戊戌”，是指晚清王朝中的一次变法。几个文人和光绪皇帝串通一气，图谋架空慈禧太后的权力，改变大清王朝的既定制度。结果是太后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拿这个故事来影射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局，其用心一望而知。胡耀邦倒是一如既往，他说文人们的见解“很多很好”。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可就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他们对此评价谨慎，不置褒贬，只是说，“值得注意，需要研究”。就在文人们还在那里“研究”的时候，胡乔木获得了为邓小平起草一篇讲话的机会。邓小平这个讲话后来收于《邓小平文选》，是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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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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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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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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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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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1979年3月30日。邓的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大字报的作用已经走向反面，“西单墙”也不能再存在于世。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上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开始，街头的大字报便转移到京城北边的一个公园里面。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再也不会有“西单墙”那种轰动的效果。又十个月后，也即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四大”，也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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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消失了。“西单墙”也不再具有政治的含义。不过，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邓小平的初衷，也即“重点讨论民主问题’，至少在文人们中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一年里，他们写出的这方面的文章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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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在《历史研究》上面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即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制度，在本质上不能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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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之超在报纸上面读到了张志新被残杀的报道之后大为震撼。震撼之后写了一篇《冷静下来的思索》，发表在1979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坏蛋在窃取了一定权力后，居然可以用党的名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去残酷迫害以致公开枪杀一个政治上不同意他们的共产党员，”卢之超说，“这却决不能仅仅以他们是坏蛋这一点来解释。它提出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卢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某些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不信任或有怀疑，对党的某些重大政策和实践，有不同的意见，难道因此就可以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吗？”这的确涉及到问题的关键。卢之超的结论是：“思想问题不能称犯罪。就算是犯罪，也纯属政治犯。因思想问题而遭逮捕，政治犯被手铐脚镣，受尽酷刑，惨遭枪决，这在当今文明国家的法律里已是很少有的了。”“在我们的党纪国法中，应当规定，即使对于当前被判定为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意见，也不准采取粗暴的、违法的办法去对待。”“在我们国家里，不应当有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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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李洪林撰文说：“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党领导人民争来的。恩赐的权利可以收回，争来的权利是可靠的。”他的这一段话，因为是源自毛泽东的一段话，所以显得格外有力。那是在多年以前，毛泽东说过，“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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