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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个理论家的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而是集中在胡乔木是否说过“不要发表”。“他们都同意査记录，”王若水后来说，“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胡乔木说：‘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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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料此时某人插话说：“我们当时也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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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胡乔木究竟有没有说过“不能发表”的问题，就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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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明显，对于那份报告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均不能同意，并且不能认定其中一些基本的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也要尽力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周扬在会后上书中央领导，说明中宣部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他以书面方式声明自己所说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胡乔木所说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且特别强调，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周扬还说：“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周扬此信写于1983年3月27日。收信者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在发出这封信之后，周扬便坐在家里，天天念叨胡耀邦同志是否能够看到他的陈述。他后来始终没有得到胡耀邦的回音，却总是在晚上听到胡乔木的声音。胡打来电话中，催促他作出公开检查，令周扬睡不安宁。这情景让他的夫人苏灵扬非常不安。“小胡怎么了？”她 疑惑地说，“起应(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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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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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的意见，全都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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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次“征求意见”，其实只是向他们宣布既成的决定，而并非真的要将他们的意见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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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一事件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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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落实这一处理意见的结果是，一批批判周扬和王若水观点的文章，在报纸上面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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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处理意见是，“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另行分配工作。”而实际的结果似乎更加严厉。这一年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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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处理意见是，要周扬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表示正确的态度”。这在胡乔木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实现。这一年秋天，周扬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由新华社发布消息，通电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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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公案，可以发现，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胡乔木是否有权力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胡乔木也许认定他有这种权力，并且会在党的一贯的组织原则或者党的纪律当中寻找根据。这一点似乎就连周扬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他只是坚持说，胡乔木并没有说他不可以发表这篇文章。看来，如果胡乔木真的发出这样的指令，周扬也就必定会老老实实地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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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党的方针中本来就有“百家争鸣”、“自由讨论”之种种规定，宪法中也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款。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周扬的文章不能被认定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胡乔木的“不要发表”是否合法也就有了疑问。换一句话，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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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扬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声明对自己的观点负责的时候，他是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既定原则。但是，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个关键的事实而一味坚持他并没有听到胡乔木的“禁令”。看来，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依据，这依据还须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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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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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周扬事件”的起因，在于他对民主政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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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16日，周扬在毛泽东的关注之下得以离开秦城监狱。至此，“文革”当中周扬“文艺黑线”牵涉的一百一十多人全部释放，周扬本人最后一个解脱牢狱之苦，却还无家可归，只临时寄居在一个招待所里。连续十年冤狱遍野，他本人则饱受凌辱，甚至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这位老人终于懂得，自己大半生追求民主，却连他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不能保障。他在招待所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包括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这两本书。在被解放出来的党的高层官员中，像周扬这样对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孜孜以求的并不多，尽管有不少人在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自居，而将周扬指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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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仔细阅读周扬毕生的文章，可以发现他曾经是我们国家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旗手。比如他在1957年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就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1963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此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动笔修改并且增写了许多段落，然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又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还用多种语言向世界播出。这些文章在当时政治运动中都是当之无愧的大批判的号角。至于那些年文艺界里被打成右派的众多作家、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冤案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周扬的影子。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夜，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周扬还在积极地组织属下人员开展对吴晗的批判。从他详细拟定的题目来看，他是准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和道德继承观的。他自己组织撰还写了在“文革”正式开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一文章在1965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读者一看而知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的。但是，几天以后，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杭州指斥《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时，又觉得自己对于吴晗的批评没有能够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于是他赶紧组织人员撰写另一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看来，事情的确如龚育之的感叹：“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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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扬最后的悲剧却不在于他“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是在于他在日后能够由衷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公然表明了他对专制的鄙夷和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在他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以后，但逢有机会，他便向那些遭受委屈的文人忏悔道歉。他的这些忏悔有时是亲自到那些受害者的家中，有时则是在公开的场合，情真意切，声泪俱下，令无数人感慨不已。许多人原谅了他在过去的专制行为。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的“忏悔”却在培育着新的怨恨。比如他在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这时候便有人指斥他“有什么资格检讨”。这些人大都像周扬一样，在过去的岁月里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大都没完没了地讲述着自己如何饱受冤屈，但是对于他们给人家造成的冤屈，全都不愿多讲。现在，周扬极少诉苦，却到处忏悔自己的罪过，这不是不给他们这些人留一点面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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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周扬的言行仅止于忏悔，他也许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他的麻烦在于，他要独立思考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论和原则。他在“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回到中宣部，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而无实际的权力。在一次会上，他公开承认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的确早有研究。1960年7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就是一个证明。那时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也是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他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谬论。他还批评了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到了1963年，我们国家批判“修正主义”渐渐已成风尚，人们感到只写一些批判文章已经不够，还应该写一连串的小册子，对修正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所以拟定了一些题目，其中《批判人道主义》一题即由周扬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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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系统地研究了人道主义的问题。他在这个时候是坚定地批判人道主义的。这一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讲话，再次毫不容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他还坚决反对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的努力，说这完全是徒劳的。他在这次讲话之前还仔细地研究了“异化”的问题，最后发现马克思不仅在早期，而且在晚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也多次使用“异化”的概念，只不过这本书的中译本将“异化”翻译成“疏远”、“离开”一类的词汇，令后人难免发生误解。不过，他仍然认为，“异化”概念正在被“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周扬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毛泽东表扬。毫无疑问，这些往事促使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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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审视当然来源于他的理论修养，但更加重要的是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他的品格。“文革”的十年彻底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于是全中国都看到了另外一个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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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在相当程度上曾是错误决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它的牺牲者。但是，至少在“文革”结束的时候，这一切还没有导致他最后的绝望直至走向死亡。周扬最后的悲剧，还是在于他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对权威的冒犯，有如夏衍对周扬所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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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闹成这样，不免在心里感到不安。有一天，他去看望周扬，说起不该发表周的这篇讲话。这时候周扬淡淡地笑道：“不是你的错。你不发表，照样要批判的。我太熟悉了。”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他对历史的反思超过了既成制度所能容忍的程度。然而他至死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不赞成四项基本原则？在大脑完全失去知觉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竭尽全力为自己解释。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中就曾肯定“异化”的普遍性，这个讲演稿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当前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他说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还说他“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些话说得那么冷静，听不出有任何感情的色彩，但是，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他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住地念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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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跟着党，追求革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怎么会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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