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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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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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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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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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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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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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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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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80年代初说的这些话，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共产党人对于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他是从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新发生的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但他的话显然已经不仅仅拘泥于此。他还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所有讲话当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邓所表述的这些思想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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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化”，与他多次批评的“自由化”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他在三年以后有过明确的陈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邓小平无疑认为共产党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并且一力推动着中国向这个方向前进。几年之后，邓小平将他的这些想法进一步发挥出来，在中国推动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这一改革最终没有能够取得人们所期待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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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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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80年代，党的领导人谈论民主的问题并不算少，邓小平谈得很多，其余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等等，对于这个问题全都有一些说法。考虑到我们国家因人废言的遗风仍在，胡耀邦、赵紫阳和胡启立后来都多多少少有了错误，他们的职务不能善终，其言论是否都有问题，也没有人肯定或者否定，所以今天也就不便过多地提起。唯万里全身而退，我们引用他的若干话，想必不会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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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均知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的许多关于农村改革的讲话给人印象极深。比如他说：“如果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嘛。老是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最终必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说过，包产到户不仅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又比如他说：“硬是把个别或少数农民的意见，把自己主观想像的东西，强加给全国农民，这是个领导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不了解实际，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制度保证，没有不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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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党内高层领导人中间，能够这样痛快淋漓地表达农民意愿的人，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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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万里有一次谈到农村以外的一些问题，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农村讲话，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万里的思想深处对于民主问题的一些想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民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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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万里1986年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人民日报》在1986年8月15日这一天全文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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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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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谈不到真正发展科学。没有科学，也无从建立真正的民主。同样，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可分。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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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科学理论，首先需要创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领导者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对软科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软科学是既涉及学术，又涉及政治的创造性的复杂脑力劳动。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文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软科学研究应该只尊重客观事实，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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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但对自然科学要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双百方针提出已经三十年了，可是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方针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一度甚至把它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这是十分可悲的。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革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招来灭顶之灾。这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了。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政策问题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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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槁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要别姬。这话是寓意深长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老人家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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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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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当万里在北京说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在设想建立和健全民主的政治制度了。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从现有的记录来看，邓小平在以后的一年中，至少七次谈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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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邓小平说，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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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大家原本是谈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忽然将话锋转向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邓小平说，“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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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邓小平说，所有的同志要考虑一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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