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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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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文化大突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至今人们回忆起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仍然充满自豪。众所周知，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百家争鸣，思潮活跃。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思想原创力逐渐枯竭，一直到清末，中国思想没有越出先秦的范围。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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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的源泉。因此，贯彻“双百”方针，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权力代替思想、压制思想，促进各种思潮健康发展，并且形成制度化的竞争环境，实乃当前文化改革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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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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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文章形式，在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的《经济观察报》连载并上网，引发海内外反响。余英时、郑永年、葛兆光、王辉耀、徐友渔、雷颐，以及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均对此项研究给予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另有一些台湾读者阅读之后，发来邮件讨论。其中，一位署名渔父的读者来信说：早在20世纪初 ，孙中山、江亢虎、张君劢等人就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希望在相关章节中补充进去。我回答说，文章评述的大陆八种思潮起止时间，大体上是从1978年到2008年。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这一点，也应向本书读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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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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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第一部分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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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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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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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告别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邓小平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说：“作为第一种思潮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转化始于1978年，这一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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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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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己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字，当年中国人均 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摧残，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月，即1977年8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十一大。这次大会重申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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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在“文革”惯性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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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决心通过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累积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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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是1978年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此时，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交锋正处于白热化之中。邓小平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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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讲话前一天，即10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开放”这个词。这一天，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西德）新闻代表团并发表谈话。谈话题目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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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12月18－22日召开。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里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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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共的治国理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话：“现在……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这里说的工作中心转变，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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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工作中心转移，是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共同主张，但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则属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是邓小平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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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出，在改革的重点次序和途径方面，他的选择和苏联的改革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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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1992年2月对《柏林晨邮报》发表谈话说，我在发动改革的时候，十分了解社会和它存在的问题。应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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