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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选择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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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一点眼光来看，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在面临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双重任务的时候，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首先发展经济，然后实现民主转型的路径。这一地区性发展特色，构成了不同于欧美和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国际政治子系统。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不能不注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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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在1998年4月18日下午亲自对我说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安徽的包产到户，如果没有邓小平支持，恐怕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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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几经风雨，几经挫折，每走一步都遇到多种因素的阻挠。他凭借丰沛的政治资源和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一步一步渐渐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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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力挺包产到户到赞赏乡镇企业，从农村改革破题到启动城市改革，从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从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到创办五个经济特区；从探索双轨制，到力主价格改革；从批准建立股票市场，到推动国企改革；从打破大锅饭，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到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邓小平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没 有人走过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硬是踏出一条路来，从而开掘出新的财富源泉，造就了一个繁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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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但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洞察与把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超人的魄力，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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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公认 ，邓小平对发展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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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风波之后，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87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天鹅之舞，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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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一论断，回答了左倾思想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改革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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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70多年的禁区，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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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探索性谈话在当时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士了解，没有公开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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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连哈耶克这样的西方顶级经济学家都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 二者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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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邓小平开始推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80多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完成他最后一部著作《不幸的观念一一社会主义的谬误》。哈耶克在书中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他的表述是：“实行中央经济规划和经济控制，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东西。”哈耶克在这本书中还说，这种经济体制是中央指令性经济。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实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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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宪政思想之外，单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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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曾把邓小平与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进行比较，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世界性价值。戈尔巴乔夫说：“邓小平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经济改革。邓小平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约翰·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行列中，后两人曾经强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印度学者苏地生说：“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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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并且在民众心中深深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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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邓小平思想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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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邓小平“8.18”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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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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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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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于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过去，对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从来没有反省到制度层面。惯常的做法是歌颂制度“无比优越”，而把祸害和罪责归咎到个别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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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五个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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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中还存在着封建主义。他说：“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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