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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当时的思想状况处于波动当中，比较复杂。韩钢根据近年新披露的史料说，华国锋对于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支持的。韩钢在文章中引述吴德的口述说，1976年10月逮捕“ 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另外，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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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思想是最为开放的。1977年3月10-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叶剑英对文件起草人说，天安门事件是冤案，必须平反；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发言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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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华国锋而言，汪东兴维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立场则很强硬。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一些媒介发表文章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东兴批示说，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汪东兴将这一指示发到所有宣传机构，给媒介和理论界扣上了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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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的文章说，“两个凡是”刚刚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并未注意。是朱佳木注意到了这个提法，对邓力群谈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力群接着找王震，对王震说：你知道“两个凡是”吗？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提出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当做处理问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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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进一步公开挑战“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邓小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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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16－21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正”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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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2－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所作的报告仍然以“两个凡是”为基调，盛赞“文化大革命”。他把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赞誉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他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甚至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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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两个凡是”还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也反映出华国锋的思想没有脱出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的窼臼。在十一大上，汪东兴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全国党代会对他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给予的回报，汪东兴的政治生涯达到人生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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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进步费尽周折，彻底解决“两个凡是”的旧套路，还需要新的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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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一场牵动全局的进攻开始了。力图开辟新时代的改革者终于找到了攻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就是由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社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大力支持下，孙长江、胡福明两位作者合作的这篇文章，于当月10日发表在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第二天即11日，《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发表。第三天即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 载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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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关心时事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些话针对性很强，是冲着“两个凡是”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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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方的警惕性也很高。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2日当天晚上11点，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选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坏，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即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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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同该杂志核心小组领导人见面时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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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和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汪东兴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现在理论界的思想很乱，在理论问题上要谨慎。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他还嘱咐熊复说：“要把关把严，要遵守组织纪律，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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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晚上，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集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要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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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听说此文引起很大争论，就找来一看。30日，他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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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讲话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正确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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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汪东兴坚守阵地。6月15日下午，他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会议上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且几次点名批评胡耀邦。他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和曾涛，要他们二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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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月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组织撰写的，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坚决支持。30日，《 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这些文章都是反击“凡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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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论战初期采取抹稀泥态度，实际偏向“两个凡是”。他在社科院大会上讲话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指真理标准讨论）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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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胡乔木去了胡耀邦家里。他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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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不同意胡乔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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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汪东兴仍然寸步不让。他在山东视察时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嘛。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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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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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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