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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说，今天看到了否定“文革”明显的后果。他说，由于毛泽东没有把“文革”进行到底，致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西方新左派对今日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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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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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沈昌文说，新左派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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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新左派人物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 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它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 ，“文革”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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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的上述主张牵涉到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国多数官员和民众以及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文革”，认为“文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于中国是一场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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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是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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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出依附理论受到中国新左派激赏的沙米尔·阿明说，资本主义已经征服和统一了世界，并且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相反，它造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区隔。“中心”就是欧美各国，而“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边缘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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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在《现代性问题问答》一文中也说：“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其实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和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之中。”“发展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把成功的发展模式（如美国的或欧洲的或日本的）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叙事……掩盖了这种发展同时意味着对别的地区和人民的发展权利、甚至生存权利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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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更是一语道破了新左派对全球化的定位。他说：“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共同反对垄断资本鼓吹的全球化，揭露全球化名为促进开放和经济联系，实为变相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创造条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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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陈志武却指出，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体现。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连续30多年实现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也实现了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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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们认为世贸组织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杨斌说：“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汪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如何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显然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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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七年，经济连续超高速增长，说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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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市场经济。新左派学者陈学明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二）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 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境遇；（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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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吴敬琏、秦晖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权贵深深介入市场，缺乏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缺少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和农会。单纯指责市场经济，是开错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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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判断中国社会性质，是另一大争论焦点。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比如汪晖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还有新左派学者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泛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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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秦晖不同意新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他说中国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社会的情况既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另外有学者说 ，中国是后全权社会，或是威权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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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也痛恨腐败。但是为什么腐败如此猖獗？新左派没有从民主不足、权力制约欠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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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把问题归结在邓小平头上。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这篇文章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贷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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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邓小平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不过，新左派并没有就国际资本导致中国腐败这个命题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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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腐败等问题？用发展民主的办法行不行？曾有一些新左派如崔之元、甘阳等赞成普选，汪晖也赞成推进民主，但近来新左派却变了调子。王绍光最近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一再指责选举。比如，他在《上海书评》报发表谈话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他说：“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王绍光主张什么呢？他说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并不涉及统治主体怎样产生的问题。因此，王绍光说民主就是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出响应，而不是选举领导人。这样，王绍光实质上否定了民主最重要的功能。从本质上看，他的主张仍然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政治的窼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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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先是自由派后来改为新左派的赵汀阳在《每个人的政治》一书中说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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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在《当代中华体制》这篇长文中说：“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责任本位也是中国民本政治的逻辑起点，促使官员对百姓福祉承担责任。”话说得很清楚，潘维不赞成公民在法治保护下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只是主张官员应该照顾百姓，结果还是在开明专制的圈子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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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民主，也开不出新药方，这可能是某些新左派只好求助于“文革” 的原因所在。对此，学者吴稼祥评论说，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现代性观念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 （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一一汪晖）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 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的现代性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晖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 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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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站在新左派对面的秦晓、周其仁等学者却认为：“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她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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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启蒙，新左派提出诘问是：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新左派指责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比如启蒙），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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