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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晖看来，启蒙已经死了。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中说：“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是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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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主义学者汪丁丁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一文中驳斥汪晖说：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源于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自由，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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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学者资中筠明确回答：当前我们需要启蒙。这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题为《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谈话。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的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启发。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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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5日，《读书》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召开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座谈会。高全喜发言说，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政治逻辑上看，仍然处于早期现代的时间节点上，对应着西方16、17、18世纪相关的问题。所以，当然还需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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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述种种问题，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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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实际上，自由主义学者刘东、雷颐早在1995年就对新左派崔之元、甘阳提出批评，崔之元、甘阳当时也作了回应。本书“自由主义两起两落”一章对这一场争论作了评介。应该说，最早的争论是从1995年开始，自汪晖1997年发表这篇文章之后 ，双方舌战日趋激烈，到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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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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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论述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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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一文中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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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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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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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到了美国 ，却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反当局的英雄”，获取美国人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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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说，不少新左派其实是明白人，只是精于算计，因此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戴上了“面具”的感觉，辩论起来飘忽不定，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做作与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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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对此，不知新左派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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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新左派和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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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派袁庾华在2010年7月接受台湾《思想》杂志采访说，对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几乎所有左翼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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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的概括有一定依据。比如汪晖就曾批评改革开放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偏颇的“发展主义”，他并且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导致了腐败加剧。再比如新左派对于中国融入全球化，以及逐渐推进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制度，都曾给予猛烈批评。说来也不奇怪，这些发展趋势正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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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风向发生变化。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自2008年提出“中国模式”一说之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评，一拥而上盛赞中国模式，并相继发表著作，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秋风说，新左派俨然作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活跃于海内外思想界和政界，仿佛过去几十年改革所创造的奇迹，就是他们所设计的，这真是一个奇妙有趣的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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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有学者说，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现在他们通过歌唱中国模式，试图论证中国拒绝西方道路、挑战普世价值，也可以获得成功。总而言之，反对西方是目的，至于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不过是手段而已，要看是否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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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纪霖发表文章《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指出近年来一些新左派人物集体右转，转而主张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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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家主义？这是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的一种思潮。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宣扬爱国主义，号召国内民众团结一致对外。从总的范畴来看，国家主义仍然属于民族主义。许纪霖这样解释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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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认为，新左派转向国家主义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些新左派通过总结中国经验或是讴歌中国模式走向国家主义。比如汪晖，过去他以批判知识分子的姿态批评全球化、官僚化和中国的“发展主义”，而今他却从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总结出党国体制的经验。汪晖说：中国的成功在于拥有“相对来说独 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的性格通过政党实践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又比如甘阳一直迷恋马克斯·韦伯的民主威权主义，甘阳看重的是民主可以加强威权基础这样一种工具性功能。王绍光和胡鞍钢早在1990年代就撰写了关于加强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强调加强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吸取能力 、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控制能力。最近韩毓海延续了王绍光的观点，韩毓海在著作中重新审视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得出结论说，五百年来历史消长，核心就是国家能力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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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说，国家主义另一条思想脉络是施米特主义。自刘小枫将希特勒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的思想引进中国刮起施米特旋风，就到处播下了国家主义的种子。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强世功，他在总结200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教训时提出，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对也是错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强世功认为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政治的实质。强世功还说，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党是灵魂，国是肉身。潘维也持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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