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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新左派和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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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派袁庾华在2010年7月接受台湾《思想》杂志采访说，对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几乎所有左翼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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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的概括有一定依据。比如汪晖就曾批评改革开放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偏颇的“发展主义”，他并且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导致了腐败加剧。再比如新左派对于中国融入全球化，以及逐渐推进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制度，都曾给予猛烈批评。说来也不奇怪，这些发展趋势正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和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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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风向发生变化。借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自2008年提出“中国模式”一说之后，新左派一反过去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与批评，一拥而上盛赞中国模式，并相继发表著作，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秋风说，新左派俨然作为中国模式的政策设计者和理论阐释者，活跃于海内外思想界和政界，仿佛过去几十年改革所创造的奇迹，就是他们所设计的，这真是一个奇妙有趣的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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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有学者说，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民主，现在他们通过歌唱中国模式，试图论证中国拒绝西方道路、挑战普世价值，也可以获得成功。总而言之，反对西方是目的，至于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不过是手段而已，要看是否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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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纪霖发表文章《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指出近年来一些新左派人物集体右转，转而主张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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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家主义？这是产生于19世纪初德国的一种思潮。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宣扬爱国主义，号召国内民众团结一致对外。从总的范畴来看，国家主义仍然属于民族主义。许纪霖这样解释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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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认为，新左派转向国家主义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些新左派通过总结中国经验或是讴歌中国模式走向国家主义。比如汪晖，过去他以批判知识分子的姿态批评全球化、官僚化和中国的“发展主义”，而今他却从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总结出党国体制的经验。汪晖说：中国的成功在于拥有“相对来说独 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的性格通过政党实践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又比如甘阳一直迷恋马克斯·韦伯的民主威权主义，甘阳看重的是民主可以加强威权基础这样一种工具性功能。王绍光和胡鞍钢早在1990年代就撰写了关于加强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强调加强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吸取能力 、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控制能力。最近韩毓海延续了王绍光的观点，韩毓海在著作中重新审视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得出结论说，五百年来历史消长，核心就是国家能力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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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说，国家主义另一条思想脉络是施米特主义。自刘小枫将希特勒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的思想引进中国刮起施米特旋风，就到处播下了国家主义的种子。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强世功，他在总结200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教训时提出，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对也是错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强世功认为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政治的实质。强世功还说，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党是灵魂，国是肉身。潘维也持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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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认为，新左派以施米特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歌唱国家理性的西方学说为依据，膜拜国家意志，将会导致严重后果。许纪霖说：“德国、日本现代崛起的历史表明，倘若国家理性缺乏宗教、人文和启蒙价值的制约，任凭其内在的权势扩张蔓延，国家理性便会从霍布斯氏的功利主义走向保守的浪漫主义，蜕变为缺乏道德取向的价值虚无主义，而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怪胎，国家能力愈是强大，国家理性便愈自以为是，其坠落悬崖的危险性也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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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第四章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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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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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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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共发表“九评”（连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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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挑出一篇“八评”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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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一一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赫然代表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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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考茨基是一个十 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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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主张和平过渡的各国社会党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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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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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文章铺天盖地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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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只能享受“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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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发表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比如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为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资讯。东方出版社出版刘芸影翻译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也为读者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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