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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也痛恨腐败。但是为什么腐败如此猖獗？新左派没有从民主不足、权力制约欠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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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把问题归结在邓小平头上。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这篇文章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贷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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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邓小平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不过，新左派并没有就国际资本导致中国腐败这个命题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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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腐败等问题？用发展民主的办法行不行？曾有一些新左派如崔之元、甘阳等赞成普选，汪晖也赞成推进民主，但近来新左派却变了调子。王绍光最近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一再指责选举。比如，他在《上海书评》报发表谈话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他说：“选举有可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带来更多问题……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的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王绍光主张什么呢？他说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并不涉及统治主体怎样产生的问题。因此，王绍光说民主就是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出响应，而不是选举领导人。这样，王绍光实质上否定了民主最重要的功能。从本质上看，他的主张仍然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政治的窼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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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先是自由派后来改为新左派的赵汀阳在《每个人的政治》一书中说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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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在《当代中华体制》这篇长文中说：“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责任本位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明确各自社会角色的责任，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责任本位也是中国民本政治的逻辑起点，促使官员对百姓福祉承担责任。”话说得很清楚，潘维不赞成公民在法治保护下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只是主张官员应该照顾百姓，结果还是在开明专制的圈子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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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民主，也开不出新药方，这可能是某些新左派只好求助于“文革” 的原因所在。对此，学者吴稼祥评论说，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晖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现代性观念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 （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一一汪晖）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 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的现代性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晖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 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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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站在新左派对面的秦晓、周其仁等学者却认为：“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她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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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启蒙，新左派提出诘问是：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新左派指责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比如启蒙），实际上是“被殖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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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晖看来，启蒙已经死了。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一文中说：“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是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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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主义学者汪丁丁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一文中驳斥汪晖说：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源于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自由，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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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学者资中筠明确回答：当前我们需要启蒙。这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题为《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谈话。她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的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启发。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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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5日，《读书》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召开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座谈会。高全喜发言说，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政治逻辑上看，仍然处于早期现代的时间节点上，对应着西方16、17、18世纪相关的问题。所以，当然还需要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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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述种种问题，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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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是从汪晖发表在《天涯》1997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实际上，自由主义学者刘东、雷颐早在1995年就对新左派崔之元、甘阳提出批评，崔之元、甘阳当时也作了回应。本书“自由主义两起两落”一章对这一场争论作了评介。应该说，最早的争论是从1995年开始，自汪晖1997年发表这篇文章之后 ，双方舌战日趋激烈，到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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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之争涉及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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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论述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西方病”、“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权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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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一文中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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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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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指出，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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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到了美国 ，却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反当局的英雄”，获取美国人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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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说，不少新左派其实是明白人，只是精于算计，因此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戴上了“面具”的感觉，辩论起来飘忽不定，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做作与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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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对此，不知新左派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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