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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在《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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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则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另一“命门”，即自由主义与私有财产权同生共死的重要关系。他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一文中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财产占有权是个人自治所必不可少的，它既为个人自由提供了保护，又使个人获得了自治的能力……无取得财产的权利，无行使财产权的自由，这个人就不是自主的自由，人就没有人格尊严。无数事实表明，窒息个人自由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剥夺个人的财产权……财产权所保障的创造财富的自由是人类一切自由的前提……否定了财产权，如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言，自由就失去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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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英国一个故事。18世纪中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形容财产权对于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是私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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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 ，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和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权力扩张的牢固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奥克肖特说，一旦生产资料归于单一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 。所以，财产权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先导，是宪政民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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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学者群体中，刘军宁不提社会福利，被人称作“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由于他的主张类同于美国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因而被划为自由主义右翼。刘军宁近年来的努力转入一个新方向。他曾著有《保守主义》一书，介绍英国保守主义大师柏克的思想。在书中，刘军宁批评了企图依靠人为建构重建世界、改天换地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主张在经验主义基础上，保守自由传统，让社会自然演进。在刘军宁的著作中，保守主义即是保守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刘军宁发表很多文章，在先秦诸子中挖掘自由因素，力图证明自由和宪政在中国是有传统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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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在《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一文中提醒说，一些中国学者热心引进新自由主义，有意无意忽视古典自由主义。他们对公正问题的偏爱 ，超过了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超过了对宪政制度建设的兴趣。他们想把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吉登斯 式的“第三条道路”，从而减少对立面，躲避攻击。任剑涛说：“他们对于中国还处于一个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卫基本自由的基本宪政制度安排的现实状态视若无睹。”“所谓共同的底线，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这一底线”，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调和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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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古典自由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早已实现并有确实保障。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自由主义，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制度主题结合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古典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基本等于零。“我们需要强调”，任剑涛说 ：“当今我们中国只能对接古典自由主义，而难以对接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一个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普遍认同，缺乏稳定有效运作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安排的国度，直接引用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制度轨制，只会损害公民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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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与任剑涛的意见有所不同。秦晖在近年演讲中强调，自己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而倾向中间观点。他在文章中引用卫生部退休副部长殷大奎所说的中国80% 的医疗资源都被官员享用的事实，批评中国实行“负福利”，即各项福利如住房、医疗等都是优先覆盖社会强势集团如官员阶层，而不是优先覆盖最穷困的人。秦晖高调呼吁完善社会福利，实现公正平等。一些学者说秦晖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学者说，秦晖在20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文章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秦晖对于维护个人权利的主张 ，也是支持的。不妨说，秦晖是自由主义者当中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可视为自由主义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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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一文中，肯定自由主义的基点是个人权利，追求人类普世价值。他说，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来自四方面：一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论；二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三是民国时期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罗隆基等人，而罗的思想又来自罗素、拉斯基等有社会民主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四是海外新儒家与“后新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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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认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追求中，存在不同的偏重。他说，中国今日的市场经济，不公正现象相当突出。因此，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发展的合理性。他的意思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应当结合起来，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自由主义不必与民主社会主义刻意划清界限。在谈到儒家时，他说，儒家传统中缺乏对构成自由秩序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尊重，这是国人应加反思的。另外，各派新儒家都是心性之学，缺乏制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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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秦晖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依法深化产权改革，实现公正平等。他提出，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应当和民主社会主义互补。他说，事实上，当今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也正在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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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徐友渔说，初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主张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实行计划经济，后来不断吸收自由主义思想，才演变成今天的政治多元状态和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自由主义居功至伟，还是要坚持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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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下中国形势而言，自由主义有哪些主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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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主张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要求建立法治社会，大幅减少政府审批。自由主义者反对腐败和垄断。自由主义者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权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减少政府干预 。同时，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纳入法治框架之内，开通正常的谈判、博弈、妥协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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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社会力量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实现权力的授予、更替和运作的程序化、透明化，以及政策制定的程序化、透明化，建设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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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认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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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不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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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反对“群众大民主”式的民粹主义，提倡程序民主和代议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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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也不赞成义和团式排外的民族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担当起责任大国、平衡大国、理性大国的角色。自由主义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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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说：“因为自由主义同时抵制上述种种危险倾向，在两面陡壁的夹缝中反复述说，故而它在正面承受压力的同时，又必然在侧面遭遇来自知识界内部一部分朋友的误解甚至猛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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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1995：刘东和雷颐率先批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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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很多论著认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争论始于1997年。其实不然，这场争论最早见于1995年。这一年，刘东、雷颐在香港《二十一世纪》 双月刊12月号发表文章《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和《“洋泾浜学风” 举凡》。《二十一世纪》杂志在同一期也发表了新左派学者崔之元、甘阳的回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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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在《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一文中说，痛心地看到某些往日同年和同事存心作伪，表现出人为的“洋泾浜学风”。一些学者把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杂揉成一个极不协调的框架，误读中国，误导读者。比如，崔之元硬把当时中国矛盾山积、新旧交替、妥协混杂的局面，描绘成对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制度创新”。再比如，甘阳硬把由于中国农民的 “准身份制”造成的无可奈何的“离土不离乡”现象，涂抹成所谓“有力地加强并且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并称之为“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还有人生吞活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说改革开放的进程只能使中国越改越糟。刘东说，一些西方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启发良多，但他们缺乏对中国生活的切身体验，因此容易产生隔膜，难以与中国的复杂现实水乳交融。按说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生活有着切身体验，这一点能够使他们在国际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某些留学生非但没有对于中国的复杂性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反而显得“学过西洋文法倒不会讲中国话了”。刘东进一步指出，这些留学生既不会以负责的态度检省西方的思想方法，也不会以负责的态度归纳和检证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只顾利用游戏色彩很浓的放言空论把治学活动糟蹋成了纯属私人行为的谋生手段。刘东在文章中批评这些放言空论的留学生说：“他们自度已经可以掉头不顾父母之邦强盛与否 ，一心只希图能在另外的国度里求得别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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