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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在《“洋泾浜学风”举凡》一文中说，洋泾浜学风的本质是，脱离社会历史经验，削足适履，把事实勉强塞进某种“理论”框架中。比如对“文革”时红卫兵美术的评论，某些评论者用后现代艺术、波普艺术的理论解释红卫兵美术，说红卫兵美术是“叛逆”美术、“颠覆”美术。实际上，红卫兵的本质恰恰不是“叛逆”和“颠覆”，而是觉得一元化镇压还不够狠，因此要用血淋淋的“红色恐怖”来保证红色领袖的绝对权威，保证江山“万年红”。红卫兵美术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造反也是奉旨造反，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国家机器作为后盾。“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的仗势 欺人嘴脸，是西方后现代所没有的。红卫兵美术实际上是当时的官方美术，《毛主席去安源》获得官方巨大支持证明了这一点。雷颐说，按照这些评论家的观点，义和团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后现代艺术，因为义和团团民经常身着戏装，自称关羽赵云进行战斗。再比如，西方一些学者由福柯的思想追踪到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而赞颂毛泽东晚年思想。一些中国留学生也跟在后面亦步亦趋，称颂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怎么一跨过太平洋就忘了毛泽东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雷颐说，当一些人把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个社会的时候，就忘了这一理论背后蕴涵的特定社会内容，简单地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就把西马、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所面对的西方问题幻化为中国的问题，结果反而使这种理论丧失了合理性。这里的教训在于，不能生搬硬套一种外来理论，更不能削足适履胡乱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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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的回应短文《反对“认识论特权”：中国研究的世界视角》，没有正面讨论刘东、雷颐提出的问题，只是说中国像一部大书、一部奇书，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只有通过多视角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解读，才能揭示今日中国的丰富内涵和明日中国的潜在可能。崔之元说，刘东以是否具有“对于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为由，在文章中索取“认识论特权”，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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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的文章《谁是中国研究中的“我们”？》，也没有正面回应刘东和雷颐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抓住刘东文章中的人称代词“我们”做文章。甘阳说，刘东的文章把“如何才能了解中国”偷换成“谁才能了解中国”。刘东的答案是，只有“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因为“我们”具有对中国现状的切身经验。凡不属于“我们”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都是“洋泾浜”。甘阳认为刘东的文章表达了一种焦虑，即生怕别人拿走解释中国的权利。甘阳说刘东把自己想象成为对中国研究具有生杀大权的权威，对所有不属于“我们”的人关于中国的讨论横加扫荡。甘阳说，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认 为自己最了解中国，那就像一个工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工人就认为自己最了解工人阶级一样，乃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如果把“切身经验”作为排斥他人的依据 ，那么所有的社会科学便不能成立。甘阳批评刘东是井蛙观天，夜郎自大。甘阳说，中国研究是人人可以进入的，中国不是任何人可以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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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渐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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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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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社会现状。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后斯大林时代 、后毛泽东时代，即威权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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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腐败是怎样产生的。新左派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造成了腐败。自由主义者坚决支持改革开放，并认为是权力缺乏制约的旧体制导致了腐败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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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怎样看待毛泽东晚年思想，怎样看待“文革”，怎样看待人民公社。新左派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是积极的，人民公社也具有优越性。自由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持批评态度，并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 ，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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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怎样看待普世价值。新左派近年来批评民主，特别反对选举制度，认为选举将导致混乱和倒退。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赞成选举，认为选举有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并能提供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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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怎样看待全球化。新左派根据“中心——边缘”理论，批评全球化，说全球化导致第三世界受到发达国家剥削，加剧全球贫富分化。自由主义者则支持中国融入全球化，指出中国发展得益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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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新左派学者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资本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为之代言，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即新的资产阶级），而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资源，鼓舞自由主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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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新左派感到尴尬的是，近年来，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到基层民众之中，一点一滴持之以恒致力于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试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帮助基层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自由主义者由于从事这些活动而受到误解和压制。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贡献，不是 囫囵吞枣地给自由主义扣上“与资本结盟”的帽子就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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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资中筠：自由是个新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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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秋风在2011年提出，目前自由主义已经呈现明显的颓势。这是他在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的论述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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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说，在当代中国诸家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曾经是支持者最多、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支，但是目前已呈现明显的颓势。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之下，世纪之交进行的国企改革中，中国国有企业迅速缩小 ，诸多国企出售的过程“黑箱”作业，致使权贵侵吞国有资产，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权钱交易蔓延。由于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结果导致民众反对市场。这也是2003年由郎咸平出面反对国企改革从而引发一场大辩论的根源。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者复杂的学理辩解不能为公众立即接受，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人产权和竞争制度声望大跌，在公共政策讨论中日趋边缘化，给自由主义思潮带来负面影响。就领导层而言，当初需要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的主张并不买账。2003年以后，由于领导层已经获得经济增长的“秘方”，对经济自由主义者也逐渐冷淡。老左派和新左派遂乘虚而入，争夺信众。自由主义被迫寻找其他渠道推动变革，比如维权活动和加入基督教的活动，但是遇到巨大障碍，遭受一次又一次挫折，从而再次陷入低潮 。目前，在大学中，海归和本土新左派影响日盛，自由主义在大学曾经的主导地位已经消失。媒体倾向自由主义的局面，恐怕也好景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曾经的自由主义者向左转成为国家主义者，与新老左派唱和，比如刘小枫和甘阳。总之，2003年以来，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陷入困境，这也与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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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由主义第二次遭遇低谷。自2008年开始持续至今的欧美金融和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遭受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也波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郑永年最近说，近年来中国左的势力上升，就道出了这一趋势的特点。不过，很多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自由主义经过激辩的淬火考验，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因而具有坚韧的力量。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遭遇波峰和低谷，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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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认为，一些自由主义者总是说自由主义是外来的，这就使自由主义难以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创造上的贫弱，也是导致目前困局的原因。秋风说，要推进研究，使自由进入哲学和理论层面，揭示出自由也是中国传统，这样才能使自由本土化，使中国与自由合为一体，塑造出强有力的观念，达致对于自由的普遍信念，推动现实制度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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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再次遭遇困难之际，80岁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9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 ，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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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曾经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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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移时易，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筠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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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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