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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儒家文化特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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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样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 ,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炼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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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张样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人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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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说:“这条中行路线是可行的吗?实现之后会有重大的复兴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的效应吗?回答是肯定的。它肯定要比上行路线容易实现,因为它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全面转轨,也不一定意味着现行执政党的特点的消失,而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衍,或生物保护区思路与实践的文化转移。换句话说,建立儒家特区或保护区是一种不与现代化主流直接对抗的边缘建构,付诸实行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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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由儒士共同体实施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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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多次演讲并发表文章,主张儒化,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要比蒋庆、张祥龙的儒教开放一些。2005年,他的演讲和文章合集为《仁政》一书,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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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为什么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 ,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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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一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 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那么,什么东西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呢?康晓光说:“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这意味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自动’解决腐败和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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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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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认为,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国的问题不会缓解或是消除,正相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 ,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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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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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儒家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 。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再说,“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有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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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行政决策咨询机制。把政治行政化,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 、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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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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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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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说:“有些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东西来自西方 ,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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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说,“我们原本是中国,但这一百多年间已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但是,斗争并未结束。从2004年起,未来20-50年,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中国进行。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但康晓光对此略有悲观。他说:“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此外,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自由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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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康晓光建议:“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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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儒教与宪政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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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说:“我既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换句话说,他想把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起来,使儒家适应新的世界潮流。这个气魄很大,但也因此两头不讨好 。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另方面,在新儒家内部又称他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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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解释说,即用见体中的体,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东西,而是“永远在活动中……实现新生活的建构”。本来,“ 体”和“用”在一般人眼中是对立的,陈明认为“即用见体”把两者融会打通了 。“用”可以通向“体”,“体”也可以体现为“用”。这与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他说,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 “即用见体”的案例。这就是说,西方的“用”,如果符合中国人的意志需求 ,也可以成为“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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