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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杨继绳: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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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在发言中提出,除了介绍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介绍了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些思潮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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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每一种社会思潮可以从某种学术思想中找到思想资源,每一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从社会思潮中吸取营养。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性,是一时流行的,因而也会随时间而变动的;二是民间性,不是官方的,但会受到主流动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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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1年发表的《跨世纪的争论》一文中写道: “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反映的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时过境迁,最近十来年,社会思潮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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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以公开讲宪政民主了。十年前,我把《跨世纪的争论》给李慎之看,他在2001年1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最后说:“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那时,李慎之说“‘民主宪政’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允许。不久,广东的一位左派拿到了我这篇文章和附在后面的李慎之的信,他好像抓住了“重要罪证”,连呼“好东西,好东西”。他写道:“在自由主义者还说不出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三缄其口,不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说出来了!”他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批判“民主宪政”,不要让自由主义者“说出口”。2006年,贺卫方在杏林山庄的一个会上真的 “说出来了”,我当时在场,为他鼓掌。会后,就掀起了一场对“西山会议”的围剿。今天,不仅可以在会上说“宪政民主”,也可以写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十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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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竟然公开肯定“文革”了。十年前,老左派否定“文革”,但肯定1950年代;而新左派由于没有经历毛时代,不知道毛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只是模糊地“把毛抽象为一种社会公正的符号”,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毛、崇拜毛的,但没有人提出回到毛时代。今天,似乎“文革”的伤痛已经痊愈,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50年代,甚至搞第二次“文革”的言论也可以公开说了,而且是高调门地说出来了,公开为“四人帮”平反的话也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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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各派均有分化。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有的左派转向了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分化似乎更厉害一些。这反映出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自由主义的处境恶劣了。同时,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诉求也和十年前不一样,这与大家关注的变化要关,因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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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了。十年前,新左派(包括老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今天社会思潮多达八种,也许还更多。例如,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也是存在的。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利益多元化、社会角色多元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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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八大思潮可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上述种种思潮表现为价值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诉求层面,但从构建政治体制来看,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看,不能说有一种思潮就有一种制度追求。我认为,从制度构建这个角度看,只能有两大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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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他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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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分散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尽管集体主义不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但提倡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剥夺,对个人尊严的损害。苏联、东欧和改革以前的中国,就是集体主义思想构建的制度体系。我们经历了几十年集体主义的制度,每个人都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从这种制度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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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诚然,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是人类社会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两三百年前,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 (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 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不能重合,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行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不断地摩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个人的尊严逐渐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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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选择,我们在构建制度时,应当选择哪一种思想体系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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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流行于社会的各种思潮没有必要寻求共识,也不可能找到共识。有人说,政治改革要“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怎能定“谋”?寻求各种思潮的共识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两回事。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已经大体上达到了。我们走出了集体主义思想体系构建的体制,就证明这种共识的存在。你是选择苏联的制度,还是选择民主宪政?我想,经过百年来的社会实践,经过在集体主义体制中几十年的切身体验,这点共识应该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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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活跃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在社会诉求上,各种思潮是平等的,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空间。当然,不同思潮之间是有争论的,但争论要尊重对方,要遵守法律,不能用辱骂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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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企图:把种种思潮统一起来,将行政权力确定的“核心价值”定于一尊。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文化才能繁荣。最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要繁荣和发展文化,这是一件有战略眼光的大好事。怎样繁荣和发展文化呢?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定于一尊”的时候,文化就衰落;凡是中央政权无力管的时候,文化就繁荣兴旺。春秋战国创建的文化,两千年后还在光芒四射;民国初年,也是一个小的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要知道,繁荣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如果为了捍卫“核心价值”,排斥和打压“普世价值”和其他种种思潮,认为这样才是保卫“文化安全”,那是非常危险的。按这种想法实践 ,必然摧残文化,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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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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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雷颐: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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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诚兄的“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对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甚有意义,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思潮如此不同,有的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从“学风”上说,产生这种分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是否紧贴中国社会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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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我的专业课之一。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圣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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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30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浙东学派突然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是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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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出现,即“文化”通过技术或“文化工业”大批量 “复制”,成为行销的商品。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战后,在美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流行/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典范,对“流行/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可谓振聋发聵,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样,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者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不必细举,读者只要稍稍翻阅有关文章,便可发现多数几乎是“全盘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过,认真思考一下,把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全盘照搬过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其实也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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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它的批判锋芒首先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它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对斯大林的苏联也作了程度不同、有的还是相当严厉地批判和否定。它的晚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备受批评的概念。对这种批判,人们可因种种原因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但应该承认,它首先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批判,是一种反对政治专制、极权的理论。不错,它对“自由主义”也有严厉的批判,但它是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和坚持并不彻底(它认为是这样)这一角度来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否定。尽管他们对美国、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将其与法西斯独裁相提并论。但值得玩味(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当面对法西斯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而且,一旦“自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自由”与法西斯的本质区别,它的不少成员甚至挺身而出直接为“自由”而战,如著名的马尔库塞在二战时还加入美国的战略服务处。对“纯学术”、“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的这种自觉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应忽略但恰恰为中国的某些学者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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