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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杨继绳：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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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在发言中提出，除了介绍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介绍了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些思潮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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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每一种社会思潮可以从某种学术思想中找到思想资源，每一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从社会思潮中吸取营养。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性，是一时流行的，因而也会随时间而变动的；二是民间性，不是官方的，但会受到主流动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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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1年发表的《跨世纪的争论》一文中写道： “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反映的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时过境迁，最近十来年，社会思潮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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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以公开讲宪政民主了。十年前，我把《跨世纪的争论》给李慎之看，他在2001年1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最后说：“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那时，李慎之说“‘民主宪政’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允许。不久，广东的一位左派拿到了我这篇文章和附在后面的李慎之的信，他好像抓住了“重要罪证”，连呼“好东西，好东西”。他写道：“在自由主义者还说不出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三缄其口，不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说出来了！”他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批判“民主宪政”，不要让自由主义者“说出口”。2006年，贺卫方在杏林山庄的一个会上真的 “说出来了”，我当时在场，为他鼓掌。会后，就掀起了一场对“西山会议”的围剿。今天，不仅可以在会上说“宪政民主”，也可以写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十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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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竟然公开肯定“文革”了。十年前，老左派否定“文革”，但肯定1950年代；而新左派由于没有经历毛时代，不知道毛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只是模糊地“把毛抽象为一种社会公正的符号”，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毛、崇拜毛的，但没有人提出回到毛时代。今天，似乎“文革”的伤痛已经痊愈，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50年代，甚至搞第二次“文革”的言论也可以公开说了，而且是高调门地说出来了，公开为“四人帮”平反的话也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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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各派均有分化。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有的左派转向了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分化似乎更厉害一些。这反映出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自由主义的处境恶劣了。同时，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诉求也和十年前不一样，这与大家关注的变化要关，因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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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了。十年前，新左派（包括老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今天社会思潮多达八种，也许还更多。例如，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也是存在的。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利益多元化、社会角色多元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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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八大思潮可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上述种种思潮表现为价值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诉求层面，但从构建政治体制来看，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看，不能说有一种思潮就有一种制度追求。我认为，从制度构建这个角度看，只能有两大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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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他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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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分散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尽管集体主义不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但提倡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剥夺，对个人尊严的损害。苏联、东欧和改革以前的中国，就是集体主义思想构建的制度体系。我们经历了几十年集体主义的制度，每个人都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从这种制度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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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诚然，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是人类社会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两三百年前，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 （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 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不能重合，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行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不断地摩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个人的尊严逐渐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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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选择，我们在构建制度时，应当选择哪一种思想体系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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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对于流行于社会的各种思潮没有必要寻求共识，也不可能找到共识。有人说，政治改革要“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怎能定“谋”？寻求各种思潮的共识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两回事。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已经大体上达到了。我们走出了集体主义思想体系构建的体制，就证明这种共识的存在。你是选择苏联的制度，还是选择民主宪政？我想，经过百年来的社会实践，经过在集体主义体制中几十年的切身体验，这点共识应该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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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活跃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在社会诉求上，各种思潮是平等的，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空间。当然，不同思潮之间是有争论的，但争论要尊重对方，要遵守法律，不能用辱骂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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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企图：把种种思潮统一起来，将行政权力确定的“核心价值”定于一尊。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文化才能繁荣。最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要繁荣和发展文化，这是一件有战略眼光的大好事。怎样繁荣和发展文化呢？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定于一尊”的时候，文化就衰落；凡是中央政权无力管的时候，文化就繁荣兴旺。春秋战国创建的文化，两千年后还在光芒四射；民国初年，也是一个小的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要知道，繁荣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如果为了捍卫“核心价值”，排斥和打压“普世价值”和其他种种思潮，认为这样才是保卫“文化安全”，那是非常危险的。按这种想法实践 ，必然摧残文化，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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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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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雷颐：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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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诚兄的“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对今天各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甚有意义，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思潮如此不同，有的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从“学风”上说，产生这种分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是否紧贴中国社会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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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我的专业课之一。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圣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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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30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浙东学派突然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是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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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出现，即“文化”通过技术或“文化工业”大批量 “复制”，成为行销的商品。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战后，在美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流行／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典范，对“流行／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可谓振聋发聵，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样，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者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不必细举，读者只要稍稍翻阅有关文章，便可发现多数几乎是“全盘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过，认真思考一下，把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全盘照搬过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其实也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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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它的批判锋芒首先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它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对斯大林的苏联也作了程度不同、有的还是相当严厉地批判和否定。它的晚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备受批评的概念。对这种批判，人们可因种种原因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但应该承认，它首先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批判，是一种反对政治专制、极权的理论。不错，它对“自由主义”也有严厉的批判，但它是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和坚持并不彻底（它认为是这样）这一角度来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否定。尽管他们对美国、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将其与法西斯独裁相提并论。但值得玩味（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当面对法西斯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而且，一旦“自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自由”与法西斯的本质区别，它的不少成员甚至挺身而出直接为“自由”而战，如著名的马尔库塞在二战时还加入美国的战略服务处。对“纯学术”、“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的这种自觉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应忽略但恰恰为中国的某些学者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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