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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法兰克福学派“身居”美国已久。面对这个政治虽然相当“民主”“自由”、“政治批判”几乎可以无所不言但其政治统治实际十分稳固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这种语境中自然从“政治批判”更多地转向“社会批判”。实际上，他们认为，政治批判的初步任务已经完成。这样，他们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大众文化以科学技术为载体，利用各种传媒，使“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商品。这种以商品行销为目的的流行文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制造、左右人们的口味、情趣乃至习性，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意义的“平面人”、“单向度的人”。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中，“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和宰制者。由此，他们对大众文化做出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当然，这种激烈的批判理论能在美国社会“发扬光大”，这本身又构成某种“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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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社会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某些“文化” 走向市场，会产生、出现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现象。但这并不构成机械照搬“批判理论”的理由。因为这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社会很难完全契合，“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环境中与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也非常不同。其实，在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对信息的单向输控，如“文革”期间只有几个“样板戏”进行强制性观看，才使人变成简单、贫乏、机械、空洞、苍白且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今天，像画廊、音像公司等“文化商业”机制的出现，当然有诱使艺术家“向钱看”的负面影响，却又实实在在地为“另类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空间。恰恰是这种机制打破了“单向度”，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可见，“大众文化”在转型的社会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在转型社会中，第一步的任务其实还远未完成。有论者以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感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可谓“字字矶珠”，入木三分。我以为，这说明《单向度的人》紧紧抓住了那一特定社会的问题，但惟其如此，它与其他社会的距离必然也就越大，它的局限性也就越大。所以，当与之不同的另一社会“引进” 这一“批判”时，就更要慎重，更要对其作一番“规模不小”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才能真正得其神髓。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强调，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是“激进的而非保守的攻击”，这一立场，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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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也为一些中国学者亦步亦趋，竞相仿效。似乎中国的背景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的背景，“启蒙”已经完成，现在是批判、清理“启蒙”、“理性”、“人道主义”的弊病的时候了。在这点上，中国有学者写道：“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启蒙运动以来通行于西方的主要理念如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等都进行了批判性再思考”，并实际以法兰克福的观点论曰：“人道主义和理念中蓄含着反人道的因素，它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辔而行。不管是在学理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和排他性。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施下的恶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那不过是将隐藏在人道主义信念中的反人道主义从殖民地搬回了欧洲实践。”认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由此指责“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杏定态度”。对这段“理论”与“历史”都充满谬误的文字的评析不是我的任务，引征此段文字只 想说明，某些中国学者是如何不顾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而机械照搬的。似乎，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与“启蒙”早已完成的发达社会一样，是要对文明 、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等观念作一番批判和清理。对启蒙的彻底否定，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联。也就是说，他们要放弃一系列得到长期的历史经验支持、被证明问题虽然多多但实际上却没有比之更好的观念和体制，而要完全重新设计一整套理论上“完美无缺”的观念和体制。法兰克福的批判的实际效果，只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产生的“现代性”的种种弊病的纠正，而不是（因为不可能）根本上的废止。相反，这种理论在中国的“横向移植”的后果便是使正在艰难催生的“现代性”更加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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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同一种理论在“纯学院”背景中与“泛政治”背景中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学者对一种“知识”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尤应加以注意。一种学说、观念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我们就离开了“纯学理”的内在整体性 ，进入了学理、观念在特殊历史脉络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一层次。这样，我们必然不得不离开“纯学理”、“纯观念”的领域。因此，这时我们重视、追问的不是“文本”（text）中的观念的“普遍”意义 ，而是要解释、说明、强调这些观念在“当事者”所处的特定“脉络”（context）中是如何显现的，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也可以说，一种“社会化”的知识被化约、抽象之后便具有了普遍性，但同时也便具有了危险性 。普遍性程度越高，危险性也就越强，所以对这种“社会知识”的引介尤应慎之又慎，而如何将其与一个特定社会的脉络“接脉”，亦即前面所说“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则是一个更为复杂、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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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霍克海默曾经说过：“一部著作越伟大，就越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几十年盛而不衰，就在于它能紧随“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始终能够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保持锐利的锋芒。而当下某些中国学者的病症，恰恰在于游离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外，所以他们的手中之剑看似锋利，实际却是“塑料的气锋芒所向，恰与乃师相反。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透支”，以“透支”来购买一时的“理论快感”，最终要加倍偿还，甚至会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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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某些学者面对的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而是另一社会的问题。这说明，尽管一些理论本身非常有价值、有意义，但并不能不假思索地“食洋不化”，只有在“引进者”对自身的语境有深刻了解，能把这些理论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真正消化后，使之与具体环境有机相契，才会成为真正的“解剖刀”。否则，这只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高深、时髦的显示；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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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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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高全喜：归纳社会思潮需要建立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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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听到马立诚的这个研究报告。我觉得，他的报告不属于专业性的学院派研究，而是一种观察报告。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于当前中国诸种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寄托着他本人的深思和忧虑。我认为，处于转型社会的今日中国，在纷纷扬扬的各种社会思想场域中，马立诚的这份尖锐、犀利、富有洞见和批判力的报告，是恰逢其时的，我们需要这类简洁有力的路线图分析。它可以戳穿一些所谓深刻思想的假象，把社会真实的面向呈现出来，把某些人的用言辞包装的嘴脸揭示出来。在这份报告中，马立诚秉承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立场坚定，眼光敏锐，富有社会观察家的思想穿透力。鉴于时下的社会状况很混乱，从上到下，莫衷一是，因此，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这类作品。褒扬的话不多说了 ，下面谈几点有待改进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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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科学不可能有所谓绝对客观的东西。我想，马立诚无意做客观性的定量、定性分析，他的报告想必是蕴涵着他本人的价值立场。然而，我们从他的报告中，只是看到了一种平行排列式的有关八种社会思潮的分析与解读 ，看似清晰、明确，但追究起来，却是隐含着某种混乱。我要问的是，这份报告是基于何种理据或标准，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分解和归纳为八种，而不是七种或九种呢？也就是说，马立诚需要在导言中给出一个说明或论述，甚或一个标准系统，从而对为什么把中国当前的各种思潮概括为八种，给出一个理论性的交代。进而，我甚至还有一点建议，我对八种思潮的平行排列并不是很赞同。我觉得，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虽然很混乱，但还是有一种隐含的谱系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不同位阶的谱系，目前的八种思潮的分析，只是一种片面性的分析，缺乏纵深性的分析。所谓纵深性的分析，就是要有一个立体性的思潮分类的谱系图表，也许最重要的是两个或三个思潮，其他的都是衍生出来的，最后，才是你分类出来的八种思潮。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些思潮产生的时间角度及其先后顺序予以排列，显然有些失之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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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对一些思潮的具体看法，我总体上觉得，马立诚的论述是清晰、到位的，但对个别思潮，我觉得尚需进一步加强描述。例如，关于自由主义思潮，我觉得论述得较为薄弱，甚至有些悲观主义的色彩。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于当前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定位，我觉得过于看重一些表面现象了。确实，由于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在主流的媒体上，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打压，处境险恶，思想和理论表达上显然处于劣势，在一些著名的大学讲堂，也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左、右派理论家们的诋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发展演变，很多方面得益于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就，甚至已经转变为一些既成的经济、行政与社会的制度，得益于自由主义的培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日的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是自由主义思潮所造就出来的。 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底色应该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特色而已 ，但由于把持着舆论与宣传的机制，强行把特色说成是独特性，说成是中国模式。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就很好地看出了思想纷争中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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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关于自由主义思潮，要有两重视角，一重是官方视角，一重是民间视角 。自由主义思潮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要从这两个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当然不可能畅行无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言论自由表达的制度平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30年来自由主义所推销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变成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如果窥测到他们的内心，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权利意识，都赞同一个民主的社会，都对腐败和官僚专制有切肤的痛恨，都希望法治与人权，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东西。你说它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它就是思潮；你说它是维权运动，它就是维权运动；你说它是改革开放，它就是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30年以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改革思想以及维权活动，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培育过程吗？因此，不能老说自由主义处于劣势。我说，自由主义的表达处于劣势，但是自由主义的观念本身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不是劣势，它是民间社会的主流。我觉得，在这方面，理论家、作家言辞的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在30年的变革中，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几乎全都不自觉地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洗礼，接受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现代资讯和公共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虽说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但互联网上主流的东西是有益于自由观 念的传播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赞同一种说法，“互联网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我希望马立诚能在自由主义思潮的背后，关涉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对政府的约束，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民主宪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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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认为，马立诚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论述较为简单，甚至有些片面性。我们知道，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尤其是对后发国家来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建立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这些诉求是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历史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制造了很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灾难。所以，马立诚对于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谴责，我是赞同的，并且非常不赞同中国当前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滔滔言辞。我认为，他们不过是哗众取宠，属于丑恶的民族主义。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还有合理性的内容，被称为“自由的民族主义” 是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果在当今世界无法彻底消除民族主义，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克服民族主义极端暴戾的色彩，构建一种自由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其实，当今即便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也只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或价值诉求。在各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真正扮演重要作用的，仍然是自由的民族主义，或内政上的自由主义，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如何缕析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觉得要有这样一个坐标系，对民族主义不能仅仅是外在的批判，要予以内部的整合。说白了，就是用自由主义统辖民族主义。中国时下的所谓民族主义，说到底，他们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他们转向国家主义，拥抱中国模式论，其用心不用多言。所以，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就是要辨析：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支撑这个民族得以复兴的真正优良的政体制度与文化精神？什么是中国根本性的国家利益？说到这些，自由主义的理念、价值与制度，就成为一个选项，一个可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选项就浮现出来。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或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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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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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李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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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史，我是外行，但一直在关注。所以，很希望能尽早看到马立诚这本书。作者有传媒人的经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30年思想交锋的亲历者，有他特定的表述方式，不需要按学术研究的范式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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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是与它并存的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我们常提到的制度、规制就是与一种最外显化的制度化结构相关联的，还会与这种制度化结构中的不同人群相对应。对于一种思潮，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人群对它认可，赞同，反对，也就是说，这种思潮影响了哪批人，哪批人在行动中选择或是呼应了这种思潮？在这里，会有一种动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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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表述中国当代思想史？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张显扬谈过，中国当代思想史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看。一个叫“指导思想演进史”。在中国，指导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外部别国“社会主流”的“主导”。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中，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一般社会思潮是不同的，但与它同处的社会思潮又有一种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当年讲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到与国民党争天下；从作为苏联（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联合政府”构想到“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结束“文革”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提出“四个坚持”到确立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至到提出“三个代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人权入宪，加入世贸组织，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维稳”，等等。这种指导思想的演变，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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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维度是“思想改造史”。1949年前后的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普遍推进的“两忆三查”（亿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 、查工作）运动，要解决的都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要整齐划一，消灭或者最起码是要否定各种不同的思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亲美、崇美，反苏、疑共的思想，“两忆三查”运动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坚决跟共产党走。前两天，我看《冯友兰学术自传》很有感触。冯说：通过参加土改，明白了到底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问题，改变了以往认为地主和佃农是“互惠关系”的错误思想，认识到了地主是在“剥削”。冯友兰的这个认识过程，拿到今天来看，是很值得玩味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思想改造的一个方面；而“斗私批修”，思想专政，把拥护党的领导作为公民“义务”，则是实现改造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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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维度是“思想解放史”，始于否定“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之争，等等。思想解放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乐章，无疾而终，为什么？也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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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在独特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质态之下，后总体性社会中各种思潮之所以显现一些脉络，一方面是因为当政者一直强调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思潮的涌动。不同的思潮并不是多元并存，有一些则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为什么？很有必要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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