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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所列八种思潮，相互间会有部分主张的重合。就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而言，与这些思潮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可以简单地划清对应关系的。在人与社会、民族、国家这些标题之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国（家）——社（会）本位”，也可以链接到今天的“以人为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与阐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反全球化，在某种情境下，也可链接。在文化断裂后，接续“儒家”，既可以针对当下的“礼崩乐坏”开药方，也可以用来反西化、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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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潮还是作为制度都是多样的，甚至相互间是不能相容的。仅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而言，它可以和当政者的主导思想，和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新左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诸多的制度、思潮和主义相链接。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的表现，又与当初对历史结论“宜粗不宜细”，信息不公开，事实真相不为多数人知晓，以及教育问题等相联系。现在，40多岁、30多岁、20多岁的人，包括持新左主张的人，对“文革”和前面的事基本上知之甚少，没有切肤之痛；而在底层，很多农村人、工人眼见的新的问题，新的不公正太多了，感受到的现实的生存压力太大了。人们对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饿死人，对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已淡漠忘记。一方面，有一批留美的博士，把美国具有批判精神的“在美国，批美国”，学成了“回中国，批美国”来。另一方面，改革的停滞、贫富的分化，造就了“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格局。底层太大，生活在农村的人，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城市失业下岗的人，组成这么大一个弱势人群，在某方面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甚至是国家主义相呼应。仇富、仇外国，崇尚暴力，动不动就“准备打仗”，对执政党“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 的判断全然不睬，相信一些“不证自明”的说法，很难通过对话、辩论，在认清事实真相后，再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今天，在我们谈及一种社会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它联系着的社会的不同人群，及它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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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许多事，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些话，在座这个年龄的人不去说，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快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一些事的真相讲清楚，以留待更年轻的人去思考，去判断，去选择他们所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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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者所言的思潮只八种，并没有穷尽。作者没有言及的，还有研究者曾论及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些也应关注。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的世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正波及英国、韩国；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街头行动，联系起其他的一些问题——北非的、中东的一些事件，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否可能正在发生一种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潮始终是处于“整体世界”或全球化语境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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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只是走向开放，用也夫的话说是“半开放社会” 。因此，对于一个30年于封闭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的中国大陆，外部的人很难真正深入，而且还有他们文化背景的影响，搞不清楚；而内部人又受自身环境的影响，对一些问题，往往身在其中，视而不见，也搞不清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提到一种思潮、一种主张时，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误读和被对方误导的情况就产生了。人们往往带着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去看对方，有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移情”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左派”、“右派”之说，在中国大陆和在国外的指向、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说，在美国，是“左派大学”、“右派政府”。在美国大学里很多人讲马克思主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持批判态度，他们会莫名其妙地从你这里找到一种“希望”，找到一种 “批判的武器”。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会有。当我们对中国现存问题 持批判态度时，也会向外部寻求好的可借鉴或可学习的东西。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积淀，一种人类发展中共通的或说是国际社会主流的、世界公民社会共有的价值理念、基础规制是存在的。正是由于“半开放”，误读和误导就出现了。国外的左派支持中国的新左，误认为既然是“左”就一定受到打压，他们不清楚中国的新左只反市场，反全球化，却和政府的关系不一般，这和在国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讲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转型这一大背景，要考虑到内外的交互影响，要考虑到中国发展到这一特定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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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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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郑也夫：民间宗教应进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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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八个章节的题目，多数是清晰的。新权威，就字面上看不太清晰，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毕竟其中的内容比较单一；但第三章的所谓“新左” 是最模糊的，这个标签太大了，标签里面的东西甚多。这个关键词跟其他七个关键词在清晰度上相去甚远。在“新左”这个群体里面，人的主张不一而足，何必不找更清晰的路子走。既然这个篮子里放的东西甚多，为什么不把它理清一下？它里面要是有两大内容或三大内容，就变成两个题目或三个题目。八个篮子大小不一，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但是要正视这个事情。不然，相互之间要么差距太大，要么有些篮子小到都不太好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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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民粹主义，这个思潮本身的思想含量就不高。长期以来，它特别强悍，是因为它挟持着的道德的强度，是从俄国来的，从贵族当中的反叛者那里产生的，具有强悍的、反叛的心理倾向，增加了这个思潮的力量，而不是因为其思想含量。但是，你要具体挖掘这一思潮中的思想，就没太多话可说，要下很大工夫，从张三、李四的言论中摘出只言片语，但是摘了半天篇幅还会很小。它的思想含量小，你不可能把它扩大，不能靠讲故事来填补。如果说故事中人的行为属于民粹主义，也是加入了你的理解，不是民粹思潮本身的阐述。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是，这章中对这个思潮的批判可以占更大的篇幅。这章作下来，不是简单的陈述民粹思潮了，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批评民粹思潮来充实这一章的内容。同理，对民族主义也可以作这样的处理。这个主义下面有多少内容？恐怕也说不出太多。相反，我读到的一些东西，包括李泽厚跟刘再复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话，我觉得谈得挺别致，挺有意思。当然，这么写会造成整个写作的路数的不一致，因为你讲的是思潮，可是有些章节中居然批评该思潮占了主要篇幅，那不成了“争论”或者“焦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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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建议马立诚对思潮做过多的评价。我想，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对目前的社会思潮搜罗、梳理、概括、呈现，这就挺好。比如，说自由主义的学问做得不好，不好贸然评价，哪拨人的学问做得就好？其实，细说起来，自由主义是整个西方最大的道统，人家对这种思想的阐述几乎快穷尽了。一二百年来，在这个思潮下的学者多数作的是传播，传播者如何能具备原创者的魅力？我们讲言论自由，很难具有穆勒的魅力。当然，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和中国问题接轨，并因此获得魅力。当年，胡平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社会那是时代强音，所以不胫而走。对比之下，我觉得，新左不大接地气，他们面对的不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洋学者的眼色——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的论文，允准我参加他们的会议？这样如何能做好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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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谈的是，希望立诚的书中能加入一个思潮的介绍，即民间宗教。半年前，我偶然听到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演讲：台湾60年思潮。无论如何没想到，我的最大收获是了解了台湾民间宗教的发展，其繁荣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以为，中华民族无可奈何地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民族，但民间宗教居然在台湾解除党禁后蓬勃发展起来了。如果没有民间宗教的力量，我实在不知道我们民族的道德该如何提升。其实，这方面也是有言论和声音的。我的老同学何光沪在199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宗教改革论纲》，他的结语是：“ 中国宗教若不进行改革以发扬其真精神，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社会文化若不进行改革以吸纳真宗教精神，也是没有前途的。”眼下，这一思潮或许微弱，但应该进入思想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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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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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竹立家：改革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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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马立诚的许多论著，他是我国著名的政论家。整体的印象是，他对中国社会观察敏锐，分析深刻、到位。他关于八大思潮的论述，我基本赞成。既然说到“思潮”，就是讲一段时间“流行的思想观念”，其特点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关于这一点，我想谈点自己的粗浅看法，请诸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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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化”，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从技术发展与文明的相互关系来看，从第一次的狩猎革命，第二次的农业革命，到第三次的工业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文明的变迁带来巨大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冲击，即信息技术革命，这导致人类文明形态也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这只大船正在驶向一片未知的海域，为使文明的大船平稳前进，我们需要探讨和重新绘制“航海图”。换句话说，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波，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想观念革命。需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规划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寻求推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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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796年法国哲学家特雷西首次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以来，经过两百多年的时间，直到1989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提出意识形态“终结”，意识形态一直是思想理论领域争论最激烈、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意识形态一直是现代“民族国家”划分的主要标准之一，作为“国家理性”或“国家信仰”的核心，依据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两大主要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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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西把意识形态看成区别于过去“传统思想观念”的一套资产阶级的“新的思想观念”，应享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地位”，但对意识形态一词赋予持久含义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这一含义始终没有变。但在19世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当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形成过程中。所以，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持否定态度。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指“意识形态批判”。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歪曲、掩盖和颠倒，恩格斯则把意识形态称为“虚假意识”。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和东欧地区逐步建立，无产阶级需要为自己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提供理论基础，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承当了这一责任。因此，在列宁时代，意识形态就具有了科学性、进步性，这一概念就具有了“中性”的含义，表示一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想观念体系，无论这种思想观念体系是为了支持还是反对“维护现实社会秩序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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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列宁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的快速兴起，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的逐步建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成为具有“国家政治组织形式”为基础的、在一国占有“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人类文明形态”，从制度上形成两种根本不同的“路径选择”，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竞争，成为20世纪近百年来“两种文明冲突”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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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持久的批判。卢卡奇强调“革命的阶级意识”，认为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根本手段：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特别是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正确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把科学也变成了“意识形态”，消解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用科学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作证明，把政治“非政治化”，把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政治问题当作“技术问题”来处理，逐步清除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消解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逐步变成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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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上升为统治阶级，此前注重“社会阶级划分”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仍继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把反对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继续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此造成国家内部的长期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显著的局面。最终，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统治阶层内部的一些人排斥异己，摘腐败或特权腐败。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没有体现出来，权力没 有得到有效制约，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没有充分体现，结果导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这种状况下，一些西方学者宣布“意识形态终结”，意思是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终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获胜，成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唯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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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最近30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认真思考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打破了把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 “阶级斗争”为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识形态僵局”，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更丰富，更适应时代的要求，由封闭走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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