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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暴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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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长文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掀起了知识界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正统提出挑战。它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被批判否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其原创者并非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而是恩格斯，而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途。中国应该朝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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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人士，大都是离休的老干部。他们在信仰共产主义以前也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与五四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在1940年代后期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以及对解放区政治清明的向往而积极参与革命事业。“文革”的专制主义灾难使他们如梦初醒，改革开放又进一步使他们眼界大开。一方面，通过对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对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的了解，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在反思，对中共革命走向极左灾难与改革后权力集中造成的腐败的反思，使他们要坚决与他们所称的“专制社会主义”决裂。另一方面，又看到西方自由主义 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构性弊端，并意识到中国不可能简单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来实现社会进步，这种种内因外缘，使他们在保持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的同时 ，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专制与中共早期不成熟的农村社会主义与计划式社会主义的观念，同时，他们又期望通过人民大众的选举性民主来保证社会主义避免不走向异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一位老干部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的追求：“当前的共产党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了：党组织的中坚成分已经不再是以农民和游民为主而是以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知识精英为主了；广大党员的文化素养 、独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进步巨大，在国外，全球化代替了两大阵营对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既然台湾中国国民党能实现民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做不到？”“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共产党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领导成员们，终于突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愤于社会不公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同志们的疑虑，正式宣布立即启动民主宪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活到这一天、好让我带着这个天大的喜讯去会见已经先我西去的亲友、校友、战友、难友们，让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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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的要义概括如下：通过追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提出的资本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理论 ，来肯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民主化的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想，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向民主并以现在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实践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借鉴；在保持中共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通过民主化，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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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愿望，而非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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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化产生了严重的忧虑，从而通过社会主义的价值来呼唤平等与公正。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权力腐败与权钱勾结的专制主义的警觉，又使人们产生对大众式的民主参与的价值追求。这样，民主价值与社会公平的价值两者必须得兼的观念，在国人心目中就变得十分强烈了。虽然，1980年代初，民主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价值往往被认为是难以共处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恰恰满足了人们把公平与民主这两个不同价值相结合的内心诉求，人们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 ，在社会主义价值、公有、平等、民主、自由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尤其在一些青年时代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与“反饥饿运动”的自由民主洗礼的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老人中出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强烈期待，这就绝非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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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把公正、平等与对底层利益的关注，以及对自由与竞争的现代经济秩序的肯定，统统结合到一个体制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自由主义相同，强调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强调法治与自由，但并不同意以仿效西方的多党民主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同时，它又与新左派相同，主张关注底层利益，强调公平与平等价值，但并不同于新左派不切实际的对“文革”理想的浪漫复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可以成为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公约数，似乎可以把各派思潮的价值融汇到一起来实现国人的共识。试图在保持社会主义思想与价值的前提下，找到实现中国民主、公平与底层利益的新路，这似乎是这一思潮的最大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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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的方面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把各派的价值都一定程度上结合进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都在民主社会主义中找到与自己的相同点。但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的优点，实际上恰恰又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平等、公正、效率、和谐所有这些人类美好价值似乎是大杂烩式地熔为一炉，却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价值大融合的具体路径与方法。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良好的理想与心愿，而不是现阶段的发展路径与具体模式。即使对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不少批评者也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因为中国与西欧国家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与政治发展条件、路径实在是大相径庭。欧洲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与经济积累，为高福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准备。代表劳工利益的左派政党的存在，社会层 面有比较强大的工会，并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都为通过民主选举的压力来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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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中国现阶段不具备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首先，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存在实现高福利的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其次，超阶段地推行全民普选制，在缺乏公民社会的条件下，会演变为街头民粹政治。即使让代表底层劳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并推行高福利政策，由于平等化速度太快 ，会使效率受到挑战，后果将是经济大滑坡，失业倍增，最终还是底层民众受损最重。中国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实施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在远景的意义上有其价值。它可以成为人类长远追求的理想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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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间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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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思潮的解释：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疑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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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的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困境与矛盾的反思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会发现，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时段出现，恰恰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疑难与矛盾，存在着对应关系。由此顺藤摸瓜，就能比较清晰地把握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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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社会思潮，它是国人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意识觉醒的产物。自由主义对法治的呼唤，对启蒙、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执著追求，反映了在经历“文革”专制主义苦难后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的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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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 它是在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以后的反思与批判思潮，新权威主义者强调变迁过程中的可控制性，强调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性，与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运动可能带来的无序化前景的忧虑感有关。作为对自由派的西化普适主义的反向运动，新权威主义则更多的是对断裂与革命式的历史跨越的质疑。新左派思潮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出现，而不是在此前出现，也绝非偶然。正是19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铺开，各地出现的竞争无序化、贫富分化与底层利益的受损，这些与社会不公有联系的社会困境，是产生新左翼思潮的客观原因，尽管新左派知识分子以反对改革来实现平等的观念被认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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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主义之所以出现于19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初，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力增强，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与对全球化过程的消极面的批判 ，均从不同方向进一步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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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民族主义在社会上突显的时间几乎同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了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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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意识上对多种美好价值共处的均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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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潮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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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多元并存，与社会分层化与地域利益多元化趋势均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思想界与社会文化领域重新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对丰富的多元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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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阶层与思潮的对应关系绝不能简单化。但大体上看，追求自由与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在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在官员与大企业家中有不少赞同人。呼唤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新左派则在青年一代中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许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温和派，其中相当数量的人与大学文学批评专业有关，因为他们比较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新左派中的激进派或民粹主义派，在中西部地区的底层弱势群体与愤青中有许多支持者。70后的知识型白领、中产阶级、企业家中，文化保守主义有比较大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饱经政治风霜的老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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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注意到，从地域分布上看，极左原教旨主义者在北方如河南、北京数量相对较多些，相对而言，南方地区，如在上海、长江三角洲则较少见。在广东、江浙如温州等地均极少见。相反，自由主义思潮在广州比较多，这种地域性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联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交界地区，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反而比沿海更为普遍，安徽合肥的家乐福事件是一个例子，这是因为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往往会成为表达不满的最安全发泄口。愤青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可以获得更大的表现场所。而在沿海地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比较明显。地域、阶层与社会思潮的对应关系，可以是与社会思潮有关联的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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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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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执政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新权威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珍视社会主义的价值以及大众尤其是底层的民主与平等。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主义则强调国家利益，与本民族内部的团结，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了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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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各种思潮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与现象有关。这六种思潮均与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存在着关联性。例如，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宪政与法治与人权，新权威主义强调秩序与稳定，新左派强调公平与底层利益，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的文化认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与正义的结合，等等。正因为如此，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可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在走出了中古时代的中国，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禁止它们。当政者必须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各种思潮的所强调的不同价值都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交汇与思想碰撞，并形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同思想与思潮并存，是社会多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 常态社会的进步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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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互动有利于思想发展与社会进步，避免同质化。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不同的声音，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只有一种思想，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同思想之间可以彼此磨砺 ，有助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避免社会同质化与死气沉沉，只有单一思想是可怕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反右斗争后，社会制衡机制消失，我们曾经有过只有一种思想的时代，由于没有其他思想与观念的制衡，结果由于信息的封闭，因为信息的单一性、同质性，不同的声音无法传到耳朵里。这就是万马齐喑造成的灾难。造成3年大灾害的民族悲剧，如果不同思想能相互制衡，信息自由流动与思想的自由开放，就不会有“大跃进”走火入魔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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