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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多元化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功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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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多元文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转型过程中的新的文化特点，我们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经增强。而且这样的同质化 ，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相对自由宽容的思想空间与传媒环境，思想保持着多元丰富并存的空间，是正常社会都有的，改革30年来中国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环境所赐，也是中国走向正常的社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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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碰撞是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条件。不同角度对问题的思考，会激发我们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思想只有在碰撞中才能发展，对改革开放与突破极左迷信具有重要贡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以及“分税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和谐论”的产生，都是民间思想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积极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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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形成阶层与思想流派的对应关系，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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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的保守派，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技术官员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能体现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不同思潮背后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主义，并可以在这一思想主义下聚结成政治党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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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现代化程度取决于多元包容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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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的趋势，不同思潮在应对其他思潮挑战时，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从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来看，八九风波的发生，固然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思想的高度同质化，导致激进西化自由派话语权在民间独大，缺乏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与制衡有关。当今中国民间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已经形成，例如激进自由派提出“政党注册论”的激进观点，就受到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与制衡，而极端新左派提出的为“文革”与“四人帮”翻案的言论，同样受到自由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强烈反击与有效制衡。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健康发育，理性的声音在社会上将越来越有影响力，来自不同思潮的极端声音虽然会始终存在，但只会处于边缘，任何极端的与激进言论，也只能是多元声音中的一种“不同凡响”的异端而已。任何极端声音，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 ，不可能会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它总会受到不同思潮的制衡与平衡。社会思潮多元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适应环境更多的试错机会与思想方案。而这种方案与机会越多，一个社会适应环境做出不同选择的机会就越多，这样社会应变与适应的能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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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诚哉斯言，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经历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多元化正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成为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会的历史过程。面对21世纪的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趋势，政治决策者与知识分子，只有阔视远想，在广泛吸收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把美好文明价值输入意识形态创新过程中去，并以此来迎接21世纪中期的到来。在笔者看来，那将是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时代，是建立在经济繁荣与人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人前后为之奋斗了两百年的时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以前 ，中国精神生活与意识的多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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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评网，2011年6月4日。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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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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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思想舞台，它们之间的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派别之争的主要内容，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这两个思想流派现状如何？它们是否还在争论？它们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否还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将在本文介绍这两个思想流派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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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些人的观察，自进入21世纪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已经风光不再 ，它们的争论也烟消云散。有些人更做出判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本来就是舶来品，时髦一阵之后就该偃旗息鼓了。但在我看来，它们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争论的内容和方式有变化，许多争论并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亮明旗号的公开对立。另外，由于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崛起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格局从二元对立变为三脚鼎立，交叉、联合的情况时有出现 ，阵线变得不那么分明。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自身的发展甚至分化亦成为值得关注的动向，它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较大的兴趣和较多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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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帽子还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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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质疑，到底有没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甚至有人怀疑，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到底是真实存在的思想派别，还是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给自己或者给对方贴的标签。一个有趣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都坦然承认自己的称号，承认存在立场的对立和观点的争论，而新左派则竭力否认这种称谓和这场争论。比如，被认为是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汪晖多次谴责使用这样的称呼来描述这样的争论，他说：“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 我曾指出，两派观点之争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有大量的文本作为证据。我把自己较为熟悉的争论情况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显而易见，这样的分歧和对立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来分类是恰当的。在这七个方面中，最大的争论是对于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原因的分析，一派认为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一派认为是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寻租行为。其次是对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一派反对，认为对于现存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加入，只能革命；一派则认为加入是利大于弊的。再次，应当如何认识、判断中国的国情。一派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诊断中国的问题就是诊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弊病的问题；一派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资本主义性质，而是新形势下的老问题。第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一派认为否定过头，抛弃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派则认为批判和清理得还不够。第五，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派认为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反映，因此主张批判性反思；另一派则认为启蒙运动被革命中断了，应该继承发扬。第六，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一派质疑，一派肯定并认为应该大力追求。最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如美国出兵伊拉克、对 “9·11”恐怖主义袭击的态度和应对等，双方有不同的立场和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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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方所援引的西方理论资源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一方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爱德蒙·伯克、哈耶克，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而另一方则多引证或介绍萨米尔·阿明、沃伦斯坦、贡德·弗兰克、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和乔姆斯基等，这两个谱系的特征和名称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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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特别是一些新左派，说“自由主义一新左派之争”不过是自由主义派发明的词汇，企图用这个称谓捞取好处。事实并非如此。最早使用“新左派”这个称呼的并非自由派。据李扬考证，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7月21日，在这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2月号上刊登卞悟反驳崔之元、甘阳，张隆溪批评张颐武的文章，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评中国式的‘新左派’与‘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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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汪晖在国内一再表示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说明知识界 的分歧和论争，谴责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但他在接受英国《新左派 评论》杂志采访所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完全清楚这两个名称的出现是中国社会 条件变化和知识界立场分化的产物。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对国外的新左派同道他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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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评论》的编辑提问说，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90年代措辞和划分变了，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原因何在？汪晖详细且较为客观地分析了社会状况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认为用“改革”、“保守”难以表达实际内容，政治词汇因此发生变化，这大致始于1993年，标志是崔之元、甘阳在《二十一世纪》上的文章，在这种语境中开始说“新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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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评论》编辑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那就是，1989年后官方的政策导致如下局面：“自由主义”一词表达了对政府既支持又批评的立场，赞成市场化，不赞成言论控制和违反人权，这种态度的基础是：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们信仰自由，而自由的前提是私有财产占主导地位，因此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起自我定位为自由主义者。编辑问汪晖，情况是否如此，汪晖作了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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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意思的是，汪晖也表示他知道“新左派”一词最早出现于《北京青年报》，他说，他看了报纸，认为该报是以正面口气用这个词；不过，因为该报编辑是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所以他疑心“新左派”一词是用来打自由主义的棍子，这就是他本人一直犹豫在中国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的一个原因。显然 ，汪晖对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因为公正和大度的缘故，为了不委屈中国的自由主义，才没有用“新左派”这个词。但他的公正和大度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在国内，他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和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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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理念到实践：对维权活动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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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之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争论，而且表现在实际行动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维权活动的兴趣和介人程度，以及所起作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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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活动并不是自由主义者组织的社会活动，但在维权活动中总是可以看到自由主义者的身影，听到自由主义者的声音；他们把维权当成自己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延伸，他们使维权活动明显具有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 、理性抗争、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诉求特征。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理念和实际的维权活动天然地、内在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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