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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一是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二是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三是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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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可以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理解为：（1）前者提倡并力图推动市场经济，大谈规范的、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的好处，包括理想的市场经济对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好处，而后者主要谈市场经济的弊害；（2）前者批判现行的权力主导的改革，但没有断定目前改革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抢劫，而后者对现行改革的批判要严厉得多，基本上是持全盘、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不改革；（3）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和纲领， 而新左派没有表现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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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情况很有趣，身居海外、自称原教旨主义和纯正的新左派的陆兴华认为，在没有民主宪政、法治框架、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谈论和争论目前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他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从思想到语言都是标准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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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使得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明显起来。显然，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诟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例如，我多年前就对经济自由主义提出批评：“有人 （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 ，不是抱怨，就是咒骂……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 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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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主张，根本不应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大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说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品种，它在论证和推动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不容否定。老左派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名对它大肆批判 ，从2005年夏季开始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科书领域中的清算，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正面作用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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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主义、新左派与传统和文化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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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民间思想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形成二元对立。而步入21世 纪后，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很猛，文化保守主义大有后来居上的意味，二元对立变成了三角关系。认 真说来，国学热在90年代上半期就出现过，但在老左派正统思想的警告和讨伐之下仓皇退却、无疾而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发生了一系列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学说有关的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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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都源自西方，初看起来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天然隔膜，但在新世纪里，它们与传统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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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如果秉承老左派的精神，就应该继续把传统文化当成所谓“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批判。但新左派事实上除了把“资本主义”当成头号敌人之外，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非常接近，对启蒙、理性、法治、现代性持敌意，认为自由主义坚持这些价值的普遍性是错误的。如果说儒学是从前现代的角度批判以上价值，新左派则从后现代的角度进行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前后夹攻中，二者找到了可以彼此配合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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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自由主义有传承关系。但是，如果说中国老的自由主义受杜威、拉斯基的影响，因而带上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中不少人则大受爱德蒙·伯克和哈耶克的影响，他们非常重视和珍爱传统，不能接受传统的断裂。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思路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国家，难以想象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难以相信可以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白手起家或另起炉灶地追求现代化和宪政民主；既然自由主义不是出自本土，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接榫，难道可以在文化上脱胎换骨、全面移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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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8日，文化保守主义刊物《原道》的编委会为庆祝杂志创刊10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这是一个思想立场表达和碰撞的场合。从会场上的发言情况看，新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反对，但具体想法不多；而自由派不论是持同情性支持还是持批判性反对立场，都有较多思考。事实上，在2004年和2005年围绕国学的讨论中，不论是发表正面还是反面意见，自由主义者都十分积极、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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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自由主义者中，最早、最深入和系统考虑自由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是刘军宁，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儒家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但同作为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无疑应有相通之处。”他提倡一种儒教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义表现为代议政治、宪政法治 、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受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义既引人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精神的强调，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注重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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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的学者，比如王怡、秋风、刘海波、范亚峰等，都明确表示支持，并强调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还大力批判理性和启蒙对传统的冲击。他们自称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学派的影响，把自己的立场称为“中道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建立现代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脱离传统，依靠批判传统而建立的任何体制都具有人为设计的特征，而不具有自生自发的生命力。王怡说：“我和蒋（庆）先生一样从法学院毕业，我好谈宪政，他专讲儒家。但我和蒋先生一样也持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他还说：“为什么要支持民间的儿童读经，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尊敬传统的微弱声音呢？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所谓自由就是具有连续性的习惯，而不仅是理念世界中激动人心的诉求。一件东西今天属于你，昨天属于你，明天也属于你。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占有才构成一项法治意义上的权利。否则权利就是抽象而虚妄的。一个社会若没有丝毫的传统，将意味着没有丝毫的自由。法治本身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制度文化，它崇尚连续性，并依赖于整个社会在法律、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乃至私人情感方式上的某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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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自由主义”的态度受到保守主义的欢迎。陈明说：“我很看重自由主义学人在读经问题上的出场和言说方式。我一直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应该是为了自己民族生命的健康条畅才有所保有所守。因此，它应该把发展自己的传统当做能保能守的前提或条件。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我觉得是头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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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以为在2004年这个“文化保守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印象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也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倾心于保守主义；批评保守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倒向保守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袁伟时对政治保守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他说：“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我则在争论中表示：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恢复国学的努力之所以正当和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要反对的只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那不是把儒学当成“文化儒学”，而是当成“政治儒学”。相关争论还涉及对国学衰落原因的认定。现在力图复兴儒学的人谈论儒学的衰落时，不提权力的干预和压制，不提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是一个劲批判眼光向外学习和对内批判的知识分子，同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启蒙、对倡导科学与民主进行清算，这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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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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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比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更基本、更广泛的思潮，它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新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这两派都有一个如何面对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在20世纪90年代就相当盛行；世纪之交，随着北约在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等一系列事件，这种思潮和情绪迅速高涨。在一本作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反应的书中，作者在序言里说：“1999年5月8日，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民族生命的冲动，听到了民族的心灵在呐喊。”作者不同意此次事件是误炸，认为美国并不在乎与中国的关系，并抱怨说：“另一方面，中国却一直把与美国的友好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二者对比，差别极大。”作者还抱怨说：“中国在过去许多年中，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这使得美国这样只懂得力量的国家忘记了中国的实力。”作者建议中国也要做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 际形象。作者担心的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做‘坏孩子’的阳刚之气 ，这种社会风气之中的颓废之风亟须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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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在欧洲产生的思潮和运动，从历史和时间上看，二者的一致或交叉之处甚多。不过单从理论上分析，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情；前者重个体，后者重集体或整体；前者重普遍性，后者重特殊性，因此彼此的内在矛盾是深刻的。拿左派思潮和民族主义相比较，前者原来重普遍性；但新左派却相反，强调特殊性，后进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尤其偏好以民族的特殊性来对抗“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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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的观点可以说是新左派强调中华特殊性的例证，他说：“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中国可能将按她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西方的逻辑……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与毛时代的关系，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同样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甘阳讲话的主旨，在朱苏力的评论中更加突出，即用所谓民族的独特的价值来对抗被他们说成是想象出来的西方文化价值，也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两党制或者是宪法、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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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侧重于对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最近一两年则表现出一种新的动向：寻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探讨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高全喜提出：“从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对民族主义问题给予全方位的剖析与应对，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给出一种理论上的解答，不能不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在他看来，宪政主义是驯化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一付解除民族主义暴虐的最有效的解毒剂。它的核心原则是多样性的、个人的自治原则。他还说：“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其宪政主义、法治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模式为解决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解决，不是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强权政治，也不以专断的意识形态为共识的符号，它所提供的乃是一种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幸福为核心的政治框架，并试图通过民主与法治的途径，以多元的联邦自治为制度形态，在共和主义的协调中，来解决民族主义所提出来的问题，这样其实也就是提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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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族主义往往和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要用一种新视角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自然就要用一种新视角处理爱国主义问题。张千帆认为：“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自由主义层面。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作者还认为，虽然一般人理所当然地把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但主权是一个国际法概念，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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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还考虑到内政和外交的复杂关系，考虑到国家利益问题。我在《为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作为自由主义者 ，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当然他们还有常识，不至于在中国政府与美国就纺织品贸易和反倾销进行交涉时指责政府。”“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理想和原则是一回事，它在国际竞争中和利益格局中推行实力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这么做），是另一回事。当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并不能保证民主国家天然持有正义，任何手法都属正当。把国内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外推到判断外交政策的是非是不对的，反过来说，把正常的国家利益冲突演绎为对人类政治文明公认价值和成果的否定也是不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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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提出，现代国家主权的确立，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际上，国家主权基于现实主义的丛林原则，由其他国家的承认而获得：“可是在国内问题上，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及其尊严却来自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则，即人权原则，或者准确地说，来自公民权原则。”他借鉴休谟的理论，提出以下原则来打通内政与外交、自由的国家主义与现实的自由主义：第一，建立一个国家的自由政体是国家利益的最根本性问题；第二，自由政体作为构建现代国家的核心，它所现实的手段，在国家内部与国际关系方面是不同的，对内是自由的国家主义，对外是现实的自由主义：第三，自由国家是内生的，但在国家间关系方面，国际秩序却是国家行为体外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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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形塑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观，其意义既是深远的，同时具有当下价值，但要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划清界限并不容易。高全喜在一次讲演中转述一位俄罗斯自由派的话说：“俄国的自由派确实主张宪政，主张法治，主张自由民主，但是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他们为之奋斗并取得了现实成果时，苏联在哪儿？他们的祖国在哪儿？现在的俄罗斯已经退回到彼得大帝时期的疆域，甚至都还不到。”他接着反问：“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令人痛心？代价是不是太高？中国今天难道不也面临这样的两难吗？”这里需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苏联的解体，原因不在于自由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应负的责任要大得多；第二，那位俄国人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立场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第三，怎么能够认为，一个大帝国的解体一定不好，为什么只看它的结局，不问它的来历？通过威胁、颠覆、侵占、并吞而形成的大帝国，其解体不过是历史正义的实现，有什么值得悲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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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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