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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比德与西西里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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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败于自己之手。造成雅典失败的原因有个人之间的竞争、领导层内部的不和，还有对自身能力的致命高估。雅典对西西里灾难性的远征由野心勃勃的亚西比德一手促成。亚西比德是古往今来最才华横溢，也是最自我毁灭、刚愎自用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伯里克利的监护下长大成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他英俊的相貌和哲学上的才能都使苏格拉底为之倾倒。亚西比德一心成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公元前415年后，他背叛雅典投向斯巴达，后来又背叛斯巴达转投雅典。斯巴达将他视为危险人物，于公元前404年劝说波斯人杀害了正当壮年的他。亚西比德具有惊人的勇气，是杰出的将军，也是极善鼓舞人心的领袖。他曾是雅典海军的桨手们崇拜的英雄，后来却为波斯人出谋划策，教他们通过帮助雅典的寡头政权来破坏民主，以此助斯巴达打败雅典。他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表明一个聪明能干、富有魅力、不择手段的煽动家能够把天真轻信的普通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上，为所有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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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的政局开始不稳。几个煽动家竞相争取公民大会的支持，同时战争陷入没有结果的胶着状态。公元前421年，雅典政治家尼西亚斯谈判达成了以他命名的《尼西亚斯和约》，规定休战五年，不过休战的意义不言自明，交战双方都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加强力量，准备再战。公元前415到前413年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雅典备战活动的一部分。雅典的帝国在爱琴海，它对西地中海没有兴趣，但它想打击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削弱其援助科林斯和斯巴达的能力，所以才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远征军由拉马库斯、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统率。拉马库斯作战经验丰富，善于攻伐；如果他的建议得到接受，雅典军立即全力对叙拉古发动攻击的话，那次远征很可能会取得成功。然而，他的两位同事长期不和；尼西亚斯谈判达成的和约给了交战双方五年的喘息时间，亚西比德却对其大加嘲笑，并力主对斯巴达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策略。虽然两人在公元前416到前415年间曾联手击败了煽动家希帕波罗斯，但他们的秉性可说是冰炭不能相容；尼西亚斯是小心谨慎的长者，亚西比德则年少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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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说，雅典人不知道西西里岛的广大面积和叙拉古的丰富资源，贸然投入了另一场规模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相比拟的战争。此言并不公平。战局是一点点逐渐向着打不赢的方向发展的。亚西比德希望和西西里岛上的几个城邦结盟，但它们害怕雅典对它们图谋不轨，反而彼此结为联盟共同抵抗雅典。雅典对那次远征投入了巨大的资源，这是尼西亚斯坚持要求的。他这样做可能是担心资源不够会使远征失败，但也可能是希望公民大会因花费过于巨大而决定取消远征。作战期间，亚西比德接到命令，要他回雅典去回应关于他犯了亵渎罪的指控。舰队出发那天夜里，雅典城多座雕有赫耳墨斯[4]头像的路碑被损坏。亚西比德的政敌趁他不在，指控他策划了这起渎神行为。亚西比德发现，他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判了死刑，于是投奔了斯巴达人。接着，拉马库斯在一次战斗中阵亡，指挥雅典军队的任务于是落到了犹豫不决的尼西亚斯肩上。雅典军队没能成功地封锁叙拉古，在叙拉古湾的海战中被杀得溃不成军。他们的供应线被切断，如果不投降，就会活活饿死。他们投降了，士兵全被发配到叙拉古的采石场当奴隶做苦工，直至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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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雅典仍然不肯罢手。它很快造出新的船只，重建了舰队，可是它无力阻止斯巴达军队对阿提卡地区的大肆蹂躏。斯巴达人直到公元前411年都有足智多谋的亚西比德为他们出谋划策。西西里远征的惨败加深了上层阶级对平民政府以及它所带来的负担的痛恨。公元前411年，发生了一场寡头政变，寡头政治的拥护者要取消thetes（他们是最底层的公民，雅典舰队的桨手就来自他们中间）的投票权，恢复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制度。不过，政变仅仅是昙花一现；寡头政治家的目标并不一致，削减下层阶级权力的企图也由于桨手们的威胁而不了了之。民主得到了恢复，亚西比德一度被召回重新起用，尽管他是雅典政变的重要推手，还曾对政变者保证说，如果能建立寡头政治，波斯会提供帮助。后来的两桩大错导致了雅典最终的失败。第一桩是亚西比德指挥雅典海军打赢了塞西库斯战役后，雅典拒绝了斯巴达的求和。在小亚细亚的几场小规模战斗中的胜利使主战派头脑发热，误以为雅典尚有一战之力。第二桩是雅典海军于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西最后一次赢得胜利后，雅典再次拒绝了斯巴达提出的求和。那次战役的胜利因公民大会自我毁灭的恶行而染上了污点。战斗结束后，得胜的雅典舰队对一些受伤的兵员没有提供救助，公民大会因此把带兵的将领送交审判——此举是非法的，因为只有作为最高法院的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才有权审判犯死罪的人。10位将军被判死刑，很快就被处决。此事给雅典的领导层与普通公民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是斯巴达人无论怎么蓄意挑唆都无法做到的。这标志着雅典的完结。斯巴达和波斯终于结为同盟。靠着波斯的资金支持和斯巴达主将来山得的英明指挥，斯巴达在羊河海战中击溃了雅典舰队，建起了对雅典城坚不可摧的封锁。雅典于公元前404年投降，它著名的长墙[5]被毁，舰队只剩下12艘船。斯巴达还扶植了一个残暴的寡头政府——三十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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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的主题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意义不言自明。首先，根据修昔底德的叙述，它显示了民主的力量与弱点，为后来的每个时代所牢牢记取。一方面，雅典的才智、爱国心、精力和决心令人震惊；另一方面，它的易变、无情和内耗同样令人震惊。自那以后，支持民主的人可以说，普通人也能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民主机构能够选出善战的将领、天才的组织者和热心公务的政治家；反对民主的人则可以反驳说，民主如果不是鸿运当头，只能导致分裂、混乱和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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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揭示了希腊城邦最终无法抗衡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希腊各城邦的人民认为自己是希腊人，但又属于雅典人、底比斯人、斯巴达人等更狭义的族裔，这个意识根深蒂固。在我们看来，希腊各国应当像它们曾经团结一致抗击波斯一样，搁置彼此关于边界和政治形式的分歧，共同抵抗马其顿和罗马，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斯巴达为打败雅典轻易地与波斯结盟，这表明了对其他希腊人的敌意是多么容易令希腊人克服对非希腊的强国的戒备。斯巴达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希腊城邦；公元前4世纪，波斯和雅典就结为联盟，摧毁了斯巴达的军事霸权。至于如何把强烈的地方主义与更广泛的政治和军事统一相调和，希腊人并非找不到解决办法。是他们发明了近代世界最成功的政治形式——联邦国家。美国国父在为他们创建的政体辩护时，就以吕西亚同盟为例，该联盟是一个维持了很长时间的东爱琴海城邦团体。9美国和古希腊还有别的相似之处。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血腥的南北战争中几乎解体，所以，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没能使小邦的利益服从于全希腊人民更大的利益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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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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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后，雅典建起了一个短命而暴虐的寡头政权，领导人是克里蒂亚斯和塞拉梅尼斯。塞拉梅尼斯是温和派，曾在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府中身居要职，为雅典未经流血即回归民主贡献卓著。克里蒂亚斯则是极端派。这个寡头政权的成员后来被称为“三十僭主”。他们剥夺了大部分雅典人参政的权利，只保留了约500名公民的参政权。只有最富的5000名公民有权受到陪审团的审判。他们还不经审判程序杀害了许多反对他们的人，就连塞拉梅尼斯也被当作敌人，和反对暴政、支持民主的人一道处死。为确保塞拉梅尼斯必死无疑，他们褫夺了他的公民权，这样就可以不经审判而处死他。三十僭主的统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一贯支持民主、战功赫赫的将军色拉西布洛斯推翻。公元前403年，雅典的民主得到了恢复，但激进程度有所减弱。对投票权规定了限制，公民大会的权力也有所减少。色拉西布洛斯没有处决被推翻的寡头政治家，而是让他们自由选择是继续留在雅典城还是不受干扰地离开。为此，他当之无愧地被授予橄榄花冠。他建立的政权在被马其顿的腓力国王打败之前，一直干得有声有色。但他的政府成立伊始，首批行动就包括对苏格拉底以不敬神的罪名进行审判。对苏格拉底的司法谋杀一直和对米洛斯的屠城一道，被视为雅典民主的两大污点，不过包括黑格尔和尼采在内的一些评论者尽管崇拜苏格拉底，却认为雅典杀了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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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审判标志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开端。苏格拉底之死触发了柏拉图惊人的哲学生涯。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只有五篇以政治为主题，但他在许多其他对话录中也谈到了雅典民主的实践。即使没有柏拉图其人，苏格拉底之死也会引起关于国家权威的界限和公民遵从合法权威的义务等棘手问题。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因不敬神被判处死刑，他被指控犯下的主要罪行是：否认诸神的存在，腐蚀年轻人的心灵。事实上，苏格拉底非常敬神，不过是方式与众不同。然而，由于他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并且不赞成写作，所以我们只能靠传记作者的描述来了解他的观点。据说他曾说，诸神不可能像人描绘的那样不堪。诸神英明睿智、无所不知，但在诗人笔下，他们却通奸、谋杀，无恶不作，并动辄发怒，毫无宽恕之心，而且虚荣自大、多愁善感、愚不可及。显然，苏格拉底的批评针对的是荷马的《伊利亚特》。现代读者可能会把这部史诗当作惊险故事来读，但《伊利亚特》在古希腊人心中几乎神圣不可侵犯，嘲笑它对诸神和英雄的描写会招来大祸。更重要的是，雅典人既世情练达又非常迷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民大会通过了禁止渎神的新法律；雅典人和古时候大多数民族一样，认为轻视诸神会招致神谴。亚西比德就是按照这样的法律被判处死刑的，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也是根据这样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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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背后的动机也许是政治。苏格拉底与不久前反对民主的人是朋友；更早的时候，在亚西比德的事上，他也和民主的反对派走得很近。这引起了其他公民的敌视。他们本不想处死他；审判方提出，只要他不再教授他的思想，就既往不咎，但苏格拉底不肯。10他在当庭自辩时本来可以请求轻判，使自己免于死刑，他却说陪审团应该给他奖励，因为他为他们指明了过正确生活的道路，结果惹得陪审团大怒。他说，陪审团伤害一个好人的唯一办法是减少他的美德，而死亡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他年事已高，比起继续苟延残喘，早些了结此生反而是福。难怪在决定苏格拉底犯了亵渎罪的时候，500人的陪审团仅以微弱多数通过，但后来同意判处他死刑的人却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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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下达了死刑判决后，政府还是希望他离开雅典城去流亡。苏格拉底的回答使后世为之震惊。他坚称，他是雅典人，是公民，是社会中遵纪守法的成员。他宁肯服毒而亡，也不肯违背他一生受其保护的法律。于是他喝下毒堇汁死去。11他留下了从古到今一直令人竭虑难解的问题，还留下了一个全力以赴抨击雅典式民主，甚至拒绝一切政治的天才学生。那就是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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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英文词有两个含义，最初指没有合法地位的统治者，后来又加上了残暴的统治者，即暴君，的意思，今天的用法通常是后者，但书中的不同地方用这个词表达不同的意思，译文将视不同情况译为“僭主”或“暴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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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元前6世纪古雅典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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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称锡拉库萨，位于西西里岛，所以后文有时也以西西里代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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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掌管道路、疆界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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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雅典主城与港口之间建有一条直线通路，用于两地间的交通运输。长墙即雅典在该道路两侧修建的城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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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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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二章 柏拉图与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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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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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史都从柏拉图开始。这很奇怪，因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反政治的。读过《理想国》的人看到柏拉图想象的政体中没有政治，为此大惑不解。但是，纵观欧洲历史，可以看到一股一以贯之的思潮，设想通过营造高度的社会和谐来解决由“一般政治”解决的矛盾，使需要通过日常政治解决的矛盾消失于无形，连政治也随之一起消失。这种去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并非由1513年发表了《乌托邦》一书的托马斯·莫尔首次提出。可以保险地假定，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天堂王国中一定没有政治，虽然希腊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竞争和北欧瓦尔哈拉神殿中英灵之间的夙怨是另一回事。乌托邦思想家的理想是：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没有经济和政治竞争，统治者也不必向统治阶层的其他成员或老百姓解释自己的决定。柏拉图是欧洲政治思想的创始人，也是反政治思想的创始人。有人也许认为，知道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乱象，就很容易理解柏拉图对政治的反感，看到雅典的政治，任何人恐怕都会感到绝望。此话不假，但并非每一个对雅典民主幻灭的人都会以复杂的哲学推论来阐述应当弃绝政治。许多人想成立寡头政权，别的人想建立斯巴达那样的制度，还有人想创建温和中庸的政府，正如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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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柏拉图政治主张的讨论篇幅不长，并不面面俱到，只集中于两篇引人入胜的精辟对话——《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本书对这两篇对话持批评的态度，但并不予以贬低。20世纪有人批评柏拉图，说他崇尚种族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还给他罗列了其他现代意味浓烈的政治罪过。此类指控今古混淆、时空误置，不值一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思想来源无论是什么，都不是柏拉图的对话。对柏拉图较为站得住脚的批评是，他没有认真对待政治总会以某种形式存在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思辨非常有趣；同样有趣的是，他坚信正义之人无论遭到何种尘世间的不幸，都比不义之人生活得好。他的政治思想经常等同于勒令消除需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冲突，并海阔天空地幻想如何达到这一目的。1思想家中并非只有他有这个问题。2000多年后，卡尔·马克思不肯详细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因为他认为，废除了资本主义就消灭了经济矛盾，政府和政治也将随之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的法国前辈圣西门一样，相信强制性的政府将被技术管理人员所取代。2他们不肯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妄作规定，此乃明智之举。但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他们除了说第一步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外，没有进一步阐述它可能如何运作，因而带来了一些灾难性的政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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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为什么要走去除政治的捷径？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理论对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许多统治者都很有吸引力；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与其说柏拉图净化了政治，不如说他把政治净化没了。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的统一，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家。3柏拉图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难以确述。基督教思想形成之初就受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蒂迈欧篇》。但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期间，古典学说研究在西欧重新兴起，学者想寻求政治上的启悟时，读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非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重新燃起的对柏拉图的兴趣集中于他的形而上学思想。虽然《理想国》有拉丁文译本，而且很多学者也能读懂希腊文原文，但受人重视的还是柏拉图关于形而上学的对话。难以确定《理想国》何时占据了它如今的主流地位；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一心要教育青年人参与公共生活，这似乎是《理想国》走红的部分原因。自那以来，许多评论家都把《理想国》视为论述教育的文章，它在政治方面发出的信息是：需要开发民智，使人民有资格成为理想的国家（kallipolis）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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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将柏拉图和马克思作了比较，因为他们二人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柏拉图一样，期望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家、法律、强制和权力斗争统统消失，政治被理性的组织所取代。但是，他们又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张，为了最终消灭政治，现在要采取激进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政治组织来发起。马克思的乌托邦是平等主义的，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理性组织的要求；他的乌托邦也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因为只有在无须做苦工的富裕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柏拉图则是以哲学家的指令来取代政治。只有哲学家才能做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能自主做出理性的决定。至于对物质的要求，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比历史上的斯巴达还要简朴，而且虽然他在《理想国》中很少谈及劳动（这与《法律篇》不同），但他默认存在着奴隶和底层的劳动者。他提出的三种金属的比喻说明，宇宙是有等级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具有统治者的金子的灵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