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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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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二章 柏拉图与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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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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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史都从柏拉图开始。这很奇怪，因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是反政治的。读过《理想国》的人看到柏拉图想象的政体中没有政治，为此大惑不解。但是，纵观欧洲历史，可以看到一股一以贯之的思潮，设想通过营造高度的社会和谐来解决由“一般政治”解决的矛盾，使需要通过日常政治解决的矛盾消失于无形，连政治也随之一起消失。这种去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并非由1513年发表了《乌托邦》一书的托马斯·莫尔首次提出。可以保险地假定，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天堂王国中一定没有政治，虽然希腊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竞争和北欧瓦尔哈拉神殿中英灵之间的夙怨是另一回事。乌托邦思想家的理想是：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没有经济和政治竞争，统治者也不必向统治阶层的其他成员或老百姓解释自己的决定。柏拉图是欧洲政治思想的创始人，也是反政治思想的创始人。有人也许认为，知道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乱象，就很容易理解柏拉图对政治的反感，看到雅典的政治，任何人恐怕都会感到绝望。此话不假，但并非每一个对雅典民主幻灭的人都会以复杂的哲学推论来阐述应当弃绝政治。许多人想成立寡头政权，别的人想建立斯巴达那样的制度，还有人想创建温和中庸的政府，正如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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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柏拉图政治主张的讨论篇幅不长，并不面面俱到，只集中于两篇引人入胜的精辟对话——《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本书对这两篇对话持批评的态度，但并不予以贬低。20世纪有人批评柏拉图，说他崇尚种族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还给他罗列了其他现代意味浓烈的政治罪过。此类指控今古混淆、时空误置，不值一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思想来源无论是什么，都不是柏拉图的对话。对柏拉图较为站得住脚的批评是，他没有认真对待政治总会以某种形式存在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思辨非常有趣；同样有趣的是，他坚信正义之人无论遭到何种尘世间的不幸，都比不义之人生活得好。他的政治思想经常等同于勒令消除需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冲突，并海阔天空地幻想如何达到这一目的。1思想家中并非只有他有这个问题。2000多年后，卡尔·马克思不肯详细论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因为他认为，废除了资本主义就消灭了经济矛盾，政府和政治也将随之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的法国前辈圣西门一样，相信强制性的政府将被技术管理人员所取代。2他们不肯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妄作规定，此乃明智之举。但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他们除了说第一步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外，没有进一步阐述它可能如何运作，因而带来了一些灾难性的政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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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为什么要走去除政治的捷径？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理论对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许多统治者都很有吸引力；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与其说柏拉图净化了政治，不如说他把政治净化没了。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的统一，否则就不成其为国家。3柏拉图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难以确述。基督教思想形成之初就受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蒂迈欧篇》。但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期间，古典学说研究在西欧重新兴起，学者想寻求政治上的启悟时，读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非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重新燃起的对柏拉图的兴趣集中于他的形而上学思想。虽然《理想国》有拉丁文译本，而且很多学者也能读懂希腊文原文，但受人重视的还是柏拉图关于形而上学的对话。难以确定《理想国》何时占据了它如今的主流地位；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一心要教育青年人参与公共生活，这似乎是《理想国》走红的部分原因。自那以来，许多评论家都把《理想国》视为论述教育的文章，它在政治方面发出的信息是：需要开发民智，使人民有资格成为理想的国家（kallipolis）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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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将柏拉图和马克思作了比较，因为他们二人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和柏拉图一样，期望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家、法律、强制和权力斗争统统消失，政治被理性的组织所取代。但是，他们又不完全一样。马克思主张，为了最终消灭政治，现在要采取激进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政治组织来发起。马克思的乌托邦是平等主义的，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理性组织的要求；他的乌托邦也需要物质的极大丰富，因为只有在无须做苦工的富裕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柏拉图则是以哲学家的指令来取代政治。只有哲学家才能做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能自主做出理性的决定。至于对物质的要求，柏拉图的理想社会比历史上的斯巴达还要简朴，而且虽然他在《理想国》中很少谈及劳动（这与《法律篇》不同），但他默认存在着奴隶和底层的劳动者。他提出的三种金属的比喻说明，宇宙是有等级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具有统治者的金子的灵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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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柏拉图的政治论述只是说要消灭政治，未免有失公允，因为他在《法律篇》中不厌其烦地详细阐述了若是《理想国》的乌托邦无法实现，该如何建立第二好的国家。《法律篇》对国家的机构安排做了详尽的描写，亚里士多德在著述中也采纳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但亚里士多德像批评《理想国》一样，对《法律篇》也多有微词。4他批评说，这两部著作都对国家的宪制论述不足，所以，《理想国》的标题是对读者的误导。标题的希腊文是politeia，意思是“城邦之政制”[2]。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在一个国家中各种合法力量之间达成的恰当平衡。柏拉图没有触及这个题目，他讨论的是政治家的愚昧无知。他认为，除非国王是哲人或哲人做国王，否则什么事也做不好；这是因为他坚信，知识为救赎之本，愚昧是灾祸之源。这自然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政治家应当学习哪些知识？哲学家的什么知识使他们有权做统治者？还可以问：为什么柏拉图如此肯定关键的问题是缺乏知识，而不是贪婪、愤怒，或人的其他危险情绪？亚西比德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问题是他的野心，不是他的无知；他的哲学造诣出类拔萃，在政治上却是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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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我们对苏格拉底其人的了解和对柏拉图的了解一样欠缺。阿里斯托芬[3]在他令人捧腹的喜剧《云》里把苏格拉底当作嘲笑的对象；柏拉图的对话则将他描绘为具有超人的智慧；色诺芬[4]也对他钦敬崇拜，但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极尽溢美之词。5苏格拉底相信，他负有启发雅典人心智的使命，神要他漫游大街小巷，和年轻人辩论重要的问题。可以想象，他这种行为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安。《高尔吉亚篇》等对话结束时没有确切的结论，这似乎反映了苏格拉底与别人辩论的真实情形。苏格拉底的名言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听说德尔斐的神谕使者称他为雅典最睿智的人，感到大惑不解，但很快意识到神谕说得不错，因为其他人自以为知道得很多，而他至少明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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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为据说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理念进行了辩护，比如，无人自愿为恶；做坏事是错误的；遭受不义比施行不义要好；美德有多种表现，但万变不离其宗，等等；其中至少有一些真的是苏格拉底的理念。苏格拉底不像柏拉图那样热衷于数学。他是道德主义者，也是神秘主义者，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传说他觉得探索自然世界太困难了；更重要的是，自然世界的运作与道德没有关系。苏格拉底并不想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流传后世。据说他认为，书写的发明弱化了智力。因此，后人很难知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言论是否真的出自苏格拉底之口。虽然人们并未因此而停止寻找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但无法就寻找的结果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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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最不能使现代人信服的主张恰恰是苏格拉底的著名理念，特别是“美德即知识”和“无人自愿为恶”这两个理念。无人知晓苏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理想国》中的反民主思想。他可能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民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第二坏的，比专制政权只好一步，并经常会堕落为专制。他与受民主威胁的贵族为友；他之所以被复辟的民主政权处死，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与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权成员关系友好。荒诞的是，他差一点被那些寡头政治家处死。他们要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命令苏格拉底帮助抓到那个人，但被他拒绝。6寡头政权派他去执行那项非法任务，是要让他和他们的倒行逆施同流合污，而他的拒绝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多亏寡头政府垮了台，苏格拉底才得免一死，结果却是死在救了他的政权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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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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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莎士比亚一样，柏拉图对后世虽然影响巨大，关于他生平的可靠信息却少得可怜。他大约在公元前428年出生，约80年后去世。他出身于雅典一个上层阶级家庭，家中有亲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一度取代了雅典民主政府的寡头政权的成员。他母亲的表兄克里蒂亚斯和兄弟查米德斯是公元前404到前403年间的寡头政府最极端、最凶暴的两位领导人，两人均在政权倒台时被杀。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说，寡头政府曾邀他加入，但政府的暴力使他避之不及。在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参与雅典的政治。身为贵族的他不喜欢民主，但更不喜欢杀人如麻的寡头政府。刚刚恢复民主的时候他欣喜欢迎，以为法治终于得到了恢复，但对苏格拉底的司法谋杀使他彻底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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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决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从更直接意义上讲，它对苏格拉底的学生和弟子来说是大祸临头。许多人决定离开雅典，流亡到希腊别的地方，甚至远走西西里和意大利，柏拉图也是其中一个。七年后，他重返雅典，于公元前387年创办了他的讲学处——学园（Academy），在那里讲学，直到去世。后来无数的研究和教学机构都采用了学园的名字，而柏拉图的学园是因雅典的一片树丛而得名。学园的园训是“不懂几何者勿入斯门”。它显示，柏拉图孜孜以求的是能够认识的东西，而不仅是心中信仰的东西，也表明，他坚信只有在几何和数学的抽象领域中才能得到知识，其他形式的知识必须以几何和数学为蓝本。学园在当时是新鲜事物，自创立起，直到916年后的公元529年在一次对非基督教思想的大扫荡中被东罗马的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关闭，其间它一直致力于教书育人，尽管有时因战乱而暂时中断。学园的目的是向贵族青年教授良好的道德和思想习惯。按照柏拉图的哲学，训练头脑和训练性格是同一回事。学园对青年的训练同时考虑到了他们将来可能要占据公共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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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别的学校与学园竞争，后来类似的学校更是大量涌现，但有一个传统比学园更早，那就是老师一对一地向立志从政的青年教授修辞和哲学。这些教师被称为智者（Sophists），柏拉图在所有对话中都对他们很不客气。苏格拉底自己也应算是智者，而神谕说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他受神的启示和鼓舞，宣布愿意和雅典的任何人辩论任何问题，并让他们尽管去找诡辩家指点。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分别。智者们以顾客争名逐利的愿望为出发点，教他们辩论术，使他们在法院诉讼和大会辩论中能够口若悬河，出人头地。而苏格拉底却颠覆他们的尘世人生抱负，教他们思索自己永恒的灵魂。智者们教课要收费，苏格拉底则一文不取。柏拉图办学园的目的就是要继续苏格拉底的工作，并将其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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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政治的实际参与非常有限，而且差点搭上性命。他在流亡期间认识了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一世，两人成为朋友。后来狄奥尼修开始讨厌柏拉图，据说准备将他当作奴隶出卖。公元前387年，狄奥尼修勉强同意柏拉图离开西西里返回雅典，去创立学园。如果《第七封信》这方面的叙述属实的话，公元前366年，狄奥尼修再次把柏拉图请到叙拉古，去教导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狄奥尼修二世如何做哲人王。后来狄奥尼修再度翻脸，柏拉图很费了些力气才得以逃脱。几年后，他被连哄带骗，第三次到叙拉古，试图劝说、教导僭主，将他改造为哲人王，讵料和狄奥尼修再次闹翻，勉强脱身。很久以后，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为纳粹辩护而落下骂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接受了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职务，希望能教导希特勒成为哲人国王。10个月后，他放弃了努力，辞了职。一位同事和他打招呼时妙语双关：“喂，马丁，从叙拉古回来啦？”柏拉图除了这几次历险之外，把时间全用在教书和打理家庭事务上面。在雅典那个善讼的社会里，只要是有财产的人都不可能高枕无忧，但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向哲学家提出的告诫，他身体力行，与雅典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他给后人留下的是他的对话录。曾有人企图确定这些对话撰写的确切日期，但没有成功，就连一般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这类大致的分组都有争议。这些对话录都注明了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是它们的魅力之一，但在实际历史中，对话中有的人物在对话发生的时间之前就早已去世，或年龄与对话中显示的完全不同。柏拉图的对话录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报告。它们妙趣横生，使人不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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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是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坚持要把艺术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甚至说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中的乌托邦，这反而说明他相信文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平庸的作家是不会有此想法的。尽管如此，他的诸篇对话录各有各的文学旨趣。有的对话有苏格拉底的真实参与，表现他与人激烈争辩，捍卫他的哲学思想；相比之下，有些对话中柏拉图只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成熟观点，却显得相对生硬。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柏拉图的《会饮篇》这篇晚期作品就有跌宕起伏的情节。然而，在明确讨论“政治”的对话中，《高尔吉亚篇》和《普罗泰哥拉》比《理想国》第一卷之后的部分更像真正的对话，而《理想国》又比《法律篇》和《政治家篇》更生动。本书集中讨论《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原因我下面会详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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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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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以寥寥数语概括“柏拉图的思想”。对话作为文学手法，吸引力在于它使作者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一个主张，却不必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在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柏拉图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本书把焦点放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上，是因为它们讨论的题目正是柏拉图念兹在兹的问题：统治者应该知道什么？他们为自己和治下的城邦应该追求何种性质的正义？统治者必须接受何种训练才能成为明君？没有智者掌权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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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大约写于公元前380年，也可能更早。它的标题得名于在雅典教书的著名演说家，来自西西里的高尔吉亚。作品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询问高尔吉亚在教年轻人修辞的时候都教些什么。接着苏格拉底和高尔吉亚的学生普洛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苏格拉底的观点是，看起来大权在握的人事实上非常虚弱可怜，因为他们达不到他们“真正”想要的目的，无法过合乎美德要求的生活。他由此推论，行正义之事永远比行不义之事对自己更加有益。苏格拉底在接下来和卡里克勒斯的争论中再次阐述了这个理念。那场争论激烈异常、扣人心弦，不过苏格拉底自己也承认，没有达成任何结论。在那时，“修辞”（rhetoric）没有讥贬的含义。如今我们用到修辞这个词时，通常是说“只是修辞（空话）而已”这类带贬义的话。苏格拉底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在当时的雅典，这属于少数人的意见。修辞没有花言巧语骗人的含义，它只是为达到教学和说服目的的一种运用言辞的技巧。在希腊和罗马，教授修辞是个重要而体面的职业。圣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修辞学教授，试图以此开启帝国行政官员的职业生涯。雅典和罗马的政治机制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这两个地方，在公共场合雄辩滔滔，使听众心悦诚服的本领都是政治上成功的重要条件。古时的公民大会既是审议和立法机构，也是法院。现代社会对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区分在那时并不存在。古时的演说家对公众的演说经常如同现代社会中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对陪审团的陈情。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和社会地位能否保全可能全靠他自己的或者他的委托人的修辞技巧。300年后的西塞罗虽然在许多哲学问题上都师法柏拉图，但是在修辞的价值这个问题上却另有看法。西塞罗认为，出色的演说家比政治家和哲学家都更伟大，因为演说家集两者的技巧于一身。西塞罗出于虚荣的原因不能作持平之论，但他抓住了古人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不仅限于古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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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开了贬低修辞术的先河，《高尔吉亚篇》无疑代表了他的观点。苏格拉底以腐蚀青年道德的罪名接受公民大会审判的时候，他对修辞术的轻蔑溢于言表，对陪审员和雅典公共生活的用语习惯都嗤之以鼻。公民大会以为，他会同意不再上街对心灵如一张白纸的青年谈论危险的话题，他却宣布，如果被判无罪，继续谈论危险的话题正是他要做的，因为那是神赋予他的责任。柏拉图批评蛊惑人心的演说家嘴上把公民大会夸得天花乱坠，心里却根本看不起大会的成员，苏格拉底则对演说的常规极尽嘲讽之能事。读者从中可以想象，在公民大会演说的人是多么巧言令色地讨好听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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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穷追猛打、诘问不休的对象主要是普洛斯和卡里克勒斯，尤其是后者。卡里克勒斯和普洛斯一样，也是高尔吉亚的学生，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柏拉图在书中向他们提出了约30年后他在《理想国》中对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一些论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遭受不义比施行不义好；不义之人无论在世俗的意义上多么成功，内心都是不快乐的。对话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先捣毁了高尔吉亚身为人师的立足根本，把修辞术批得体无完肤。柏拉图必须把演说家逐出哲学家的领地，正如他理想中的城邦没有诗人的立足之地一样，因为在理想的城邦中，哲学家是国王，教育制度要受到严格的审查。青年人必须学习正义的本质，只有知道正义为何物的人才有资格教授正义，而只有哲学家才知道正义是什么。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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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贵族青年的培养十分重要，甚至比现在富人家孩子的培养更加重要。虎父生犬子是常有的事，即使是青年才俊也可能被名声冲昏头脑，结果毁掉自己还不算，连整个城邦也成为陪葬品。备受苏格拉底钟爱的亚西比德就是突出的例子。亚西比德有一位为人正直的父亲，又有伯里克利做监护人，但他却成了祸害。伯里克利亲生的儿子则没有一个成大器，都没能继承他们父亲的智慧和勇气。如果好父亲会生出不肖或无用之子，那一定是因为正直的人知晓正直之道，却不知如何教给别人，要么就是他能够教导却不自觉。正直的父亲生出的儿子如果腐化堕落，一定是教育失当；如果教育得当，他本不会落到如此地步。要想教育青年，把他们塑造成未来的政治家，自己必须掌握什么知识？要想一生行事公正，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必须学习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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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自我介绍说，他是教会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如何成功的老师。苏格拉底大感兴趣，想知道高尔吉亚到底教些什么奇妙的技艺。在他的追问下，高尔吉亚很快承认，他教不了保证日常生活中健康和舒适的任何手艺，如制鞋或畜牧。直至今日，这仍然是关于哲学和修辞学本质的首要问题。哲学与修理水管或维修汽车不同，它似乎没有具体的用途，但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它却至关重要。高尔吉亚教的是修辞，不是哲学，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他教的不是治病或木工之类的技艺，也不是像天文学那样的科学，他就需要解释修辞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它应当是确保正义得到践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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