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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丝剥茧的诘问下,最后发现,修辞艺术的用途是在向听众呈现一个情况的时候,无论其固有的利弊如何,都能够让听众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看待那个情况。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对苏格拉底作出了同样的指控,基本上把苏格拉底和智者们算作一丘之貉。剧中年轻的斐狄庇得斯欠下了巨额赌债,于是他的父亲,务农的斯瑞西阿得斯送他去“思想所”(phrontisterion)向苏格拉底学习哄骗雅典陪审团的办法,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8可以想象,苏格拉底本人一定会希望为自己正名。他的学生柏拉图认为,修辞与哲学截然相反。哲学的目的是了解事物的本质,无论其表象如何;正是因为表面现象会欺人耳目,所以哲学才必不可少。哲学是透过表象认清下面掩藏的真相的艺术。在结束和高尔吉亚的讨论时,苏格拉底说,修辞根本不是技艺,它没有任何用处,达不到任何有益于人生的目的。接着,他话锋稍转,说如果修辞是技艺,也只能算是市场上有害健康的那一类技艺,如糕饼师傅的手艺,或被苏格拉底统统斥为“讨好迎合”的技艺。高尔吉亚所操行业的真相表明了民主政治及政客的弊病所在;花言巧语、谎话连篇的政治取代了探求真理的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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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没有说高尔吉亚的学生在法庭辩论中不成功,正如他没有说糕点师傅无法谋生。但他说高尔吉亚的学生取得的成功对他们自己以及城邦有害。他们的恶一以贯之,就是颠倒黑白。高尔吉亚教的技艺助长了不正义。苏格拉底对高尔吉亚的评论在现代读者看来简直是侮辱人,但他的批评对事不对人。高尔吉亚到处兜售他的才能不是因为他本性恶劣;民主本来看重的就只是表象,不是真理。高尔吉亚不是有意犯错,而是作了孽自己还懵然不知。愚昧无知并非无药可救,但在无知使人得益、知识于人无助的民主政体中,愚昧无知是不可能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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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抨击的潜在目标是希腊人的普遍观点,认为不顾一切追求自我利益就是成功。高尔吉亚说,他的权力与僭主相当,甚至可能更大,因为僭主强迫人民做的事,他能说服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苏格拉底坚称,那只是一种幻觉。看似成功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其实完全达不到目的。唯一值得拥有的是正义的灵魂。以不义的手法造成敌人被杀和他的财产被没收并不是成功,而是自己内心灵魂的死亡。干过这种事情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的话,就会希望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企图逃脱罪责。不出所料,高尔吉亚的学生普洛斯对苏格拉底这番话完全听不进去,他对苏格拉底冷嘲热讽,说没有人会同意他的话。苏格拉底说,嘲讽和援引多数人的意见都不是寻求真理的途径。他要求普洛斯通过论证来解释为什么不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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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苏格拉底在和普洛斯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观点。他说,不义之人无论在尘世间取得多大的成功,都永远不如正义之人幸福。身为高尔吉亚学生的普洛斯在辩论中学以致用,使用了修辞的技巧。他嘲笑苏格拉底相信无人相信的东西,但苏格拉底泰然不为所动。普洛斯援引成功的恶棍的例子,提到了通过弑杀自己的父亲、表哥和弟弟登上马其顿王位的阿克劳斯。若是拥有绝对权力,能够为所欲为,可以杀死自己的敌人、夺走他们的财产、霸占他们的妻女,这样的人肯定不可能不幸福。说他不幸福简直荒唐可笑。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都是柏拉图之所以对常规政治反感厌恶的中心因素。较为简单的问题是:是什么动机促使人去追求政治权力?普洛斯认为,动机当然是利己性的,他的依据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一条普遍真理,即人都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不愿意听别人指挥。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如果人掌握了绝对权力,就能予取予求,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无论想要后宫三千,还是家财万贯,还是众人景慕。普洛斯一定所言不虚,否则人也不会如此费力地建立法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这句阿克顿爵士的名言表达的正是这种担心。现代读者不太习惯的是,普洛斯如此毫不掩饰地支持掌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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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更加深刻,是哲学上的。苏格拉底对普洛斯的权力(Power)概念提出了异议。他的话转弯抹角,听似自相矛盾。他说,有权力(Power)意味着能够得己所愿,但是普洛斯意义上的得己所愿其实得到的并非己之所愿,因此不是行使权力(Power)。难怪批评苏格拉底的人对他如此恼火。好在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苏格拉底在人想做的事和对人有益的事之间作了区分,对这样的区分我们都很熟悉。小孩子捉到虫子想放进嘴里吃下去,大人却对他说:“宝宝不想吃虫子。”大人的意思是:“吃了虫子你会生病。”苏格拉底认为,驱策着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的野心是一种疯病,或者说是灵魂的疾病。高尔吉亚和普洛斯没有力量(Power)控制自己;因为他们无法追求他们所不理解的善的生活,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掌握控制别人的力量(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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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尔吉亚和普洛斯的批评的依据是《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的基础论点。苏格拉底指出,必须努力教授正义;正义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懂得正义为何物对成功的生活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正义不仅对社会有益,而且也对正义之人有益。无论正义之人的遭遇如何,正义均对他有益无害。读过柏拉图的人都认为这个理念有一定的道理,尽管要想证明柏拉图那种极端的说法有理,可以说是戛戛乎其难,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想迎着困难上。这个理念比较委婉的表达很容易说清,较强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得通,但《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的极端情形就另当别论了。然而,苏格拉底为之牺牲的就是极端的情况。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柏拉图著作的所有译本都指出,dike这个希腊字译为“正义”不太恰当。dike的范围比英文的“正义”(justice)要广,至少在我们讨论的上下文中,对它最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全面正确”。英文的“正直”(righteousness)牵涉到太多《圣经》的含义,不可取,但一个adikos肯定是一个不正直的人,而且在《圣经》的英文译本中,正义和正直经常用做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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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在辩论中败下阵来,普洛斯又离开了,于是卡里克勒斯挺身而出。读柏拉图对话的一大乐趣是看柏拉图借一个无所顾忌的吵架能手之口提出苏格拉底最难驳倒的论点,从中也似乎最能看到苏格拉底本人的真正风采。《高尔吉亚篇》里是卡里克勒斯,《理想国》里是色拉叙马霍斯;他们两人论点一样,辩论起来也都口不择言。两人在辩论开始时,都说苏格拉底是流着鼻涕口水大哭大闹的婴儿,得有奶妈带着才可以出门。苏格拉底说,受恶比作恶强;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里更进一步指出,对一个坏人来说,受到惩罚比逍遥法外对他更有好处。公正的待遇是人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行正义之事永远是最应做的事,无论后果如何。卡里克勒斯则捍卫普洛斯提出的符合常识的观点,说遭遇不幸的好人的境遇不如逍遥法外的坏人。他捍卫的另一个观点在现代读者看来与常识相去甚远,但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中非常普遍,那就是好生活意味着为所欲为,毫不顾及别人,这颇令当时荷马的读者心驰神往。《伊利亚特》中的诸神就是这样做的,而所有人都想过神的生活。对这种观点本身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个人的好生活是不道德的,或至少与道德和正义无关。另一种解释是反直觉的,说大自然的正义就是强者通吃。这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的话。柏拉图坚信,大自然站在通常意义上的正义一边,他甚至认为,宇宙中万物有序也是拜正义所赐。当然,可以认为柏拉图和雅典人都错了。在《理想国》中,格劳孔对正义本质的解释就是基于二者皆错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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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克勒斯狡猾地提出了一个被苏格拉底欣然接受的观点。他说,哲学家搞不了政治。若讲到在辩论中驳倒对方或在法庭上打赢官司,一个平庸的政客就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最精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此坦然承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了个比喻,说哲学家被真理的太阳眩花了眼,在充斥着表象的世界上看不清方向。在《高尔吉亚篇》里,他没有用这个比喻,而是让苏格拉底干脆地同意,按照搞政治的人的世故标准,哲学家根本不入流。但这恰好说明世故并不是标准。在《高尔吉亚篇》和其他对话录中,苏格拉底都自称是雅典屈指可数的真正政治家之一。但是,在败坏的大环境中,真正的政治家不可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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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卡里克勒斯说得不对。恶人自身也必受其害。这个理论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贯穿始终。两篇对话都使人不禁要想,在不考虑冥间赏善罚恶制度的情况下,苏格拉底此论到底能适用到何种程度?但在这两篇对话的辩论中,苏格拉底直到辩论即将结束之前,都一直闭口不谈人的行为给自己的今生或来世带来的后果。智慧之士所求的是在眼下为了正义而正义。如果他做了不义之事,他会比遭受尘世间任何折磨都更痛苦。不过,柏拉图在这两篇对话中还是设想了冥世的存在:在那里,人的灵魂将受到检验,根据灵魂的好坏决定一个人是升入极乐世界还是万世不得翻身。他猜想,世界上的统治者恐怕没有几个人在冥间会有好日子过。苏格拉底认为,“公义者”亚里斯泰迪斯是少数几个在审判日能从容坦然的人之一。但是,说死后的惩罚远远超过生前作恶的收益是一回事,说即使没有死后的惩罚,不义之人此世的处境就比不上正义之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苏格拉底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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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揭示了卡里克勒斯对善与恶本质的理解错误。他先问卡里克勒斯,什么才算更强、更好、更明智,以此来引他入彀。接着他证明,乍看之下简单的观点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论。卡里克勒斯说:“我认为,自然的正义是更好、更明智的人统治比他低下的人,自己得到大部分好处。”10更好、更明智的人统治比他低下的人不是为了那些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苏格拉底问道,更好、更明智的人统治别人时是否也统治他自己呢?卡里克勒斯轻蔑地回答说,当然不是。被统治是可耻的,哪怕是被自己统治也是一样。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弱者的表现。这是个致命的失误。卡里克勒斯本来应该同意说,哪怕作恶都需要自我控制才能成功。他又旧话重提,说野心勃勃、总能得其所愿的人值得钦佩。接着,他在苏格拉底的引诱下表示同意,满足是好事,不满足是坏事。苏格拉底这下收了网,他说,人的欲望越大,不满足感也越大,就像企图灌满无数漏洞的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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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明了欲望不大的人比欲求无限的人更容易满足,但他的推论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卡里克勒斯马上反驳说,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避免不满足,只停留在用木棍和石头的时代岂不是最好?苏格拉底通过一连串提问证明,卡里克勒斯和别人一样,也认为快乐有好坏之分。在卡里克勒斯看来,不事张扬、静思守虑的人的快乐不值得享有,因为他们是“错的一类人”;这就是说,只有好人的快乐是好的。既然如此,他就需要一种测验好人的方法。卡里克勒斯没有鲁莽到认为成功满足自我利益的人就是“对的一类人”,但他不得不同意,一心扩大自我利益的人也需要普通意义上的好人的某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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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没有像在《理想国》中那样进一步探究美德的本质,而是让苏格拉底离开主题,长篇大论地讨论政治家与民众的关系。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对话大概写成于公元前380年之前,可能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对话开始时,苏格拉底对高尔吉亚的提问是在政治领域,他对统治者与民众关系的论述再次把对话拉回了政治领域。苏格拉底坚持说,只有他研究过真正的治国之道,他是雅典唯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家。考虑到苏格拉底对雅典政治的冷淡漠然,此言真是自相矛盾。但它引出了对话结尾处的讨论,不仅谈到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还讨论了政治家和民众相互的义务。真正的政治家不该“得到大部分好处”,而应服务民众,不计收益。但是,真正的政治家不指望能够让雅典的陪审团相信,愚化年轻人是服务民众。苏格拉底说,如果现状果真如此,他只得想着那些受恶棍迫害无辜死去的人比迫害他的那些人更清白干净,聊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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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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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的论点以及讨论的形式都使读者大伤脑筋,想知道结论如何,看到的却是一连串谜题。它是绝佳的辅助教材,但如果没有老师指导,很难预料柏拉图的学生和读者对它会如何理解。《理想国》则大不相同。它的第一卷自成一体,讨论的问题是,人行正义之事是否总是比行不义之事于己有利?它与《高尔吉亚篇》一样,没有结论,参与讨论的几位每人发言的篇幅基本相等,大家对这个问题各执己见,结果不得不从头寻求正义的定义。从第二卷开始,参加谈话的只剩了三个人,谈到一半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和波勒马库斯短暂地露了一下面,好让苏格拉底借机更加深刻地论述理想国家的本质;作为写作手法,这个方法相当蹩脚。苏格拉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关于正义及其政治意义的理论,柏拉图的阐述远非平铺直叙,而是跟随辩论的发展极尽迂回曲折,中间还因话头转向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而出现长期的搁置,但人们应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得到了明确的回答。柏拉图不仅提出必须由哲学家做统治者,而且对统治精英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也多有论述。《理想国》还比《高尔吉亚篇》更进一步,既论辩了正义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幸福的理念,还描述了正义到底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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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政治理论家仍然把正义社会和正义政治秩序的本质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也仍然就正义的本质和正义社会所需的制度等问题各执一词。关于为何政府一定须以哲人王为首,柏拉图显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确切说理;但有一点也许不那么明显,那就是,即使排除希腊文的dike和英文的“正义”之间在含义上的微妙差别,柏拉图的正义观仍然与21世纪的自由民主国家对正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刑事司法的范畴以外,今人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正义,认为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国家会努力实现某种形式的经济公平。柏拉图心目中的正义则是正直的人掌权;这样的人会确保整个政体都实行正义,政体的组织和行为所体现的是正义之人的灵魂品质。尽管如此,在不满现代民主的人的心中,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大部分批评还是能够引起共鸣,他关于民主国家的公民混乱灵魂的抨击在今天也广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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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讨论的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尔吉亚篇》后半部分的主题,即遭受恶行是否永远比作恶强。柏拉图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究竟什么才算是正义的城邦。它假设,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是一回事。要明白正义的个人,必须研究正义的社会。柏拉图声称,在大处辨别正义比在小处容易,所以应该先在城邦中,然后再在个人身上寻找正义。11这个论点相当拙劣,但个中修辞手法却非常巧妙。柏拉图采用了迂回的手法来确定城邦中的正义究竟为何物。他提出了kallipolis,意思是美丽的城邦,也就是乌托邦;那是一个与头脑发热、朝三暮四、只顾现世的雅典民主截然不同的社会。他讨论的重点是:一个完美的正义社会的领导人应当接受何种教育?它的社会和经济安排应该是什么样子?柏拉图对秩序和稳定的重视引起了一个问题:哲人王统治下的国家是否会经久不变?有人也许以为回答是肯定的,柏拉图却说,非也。他说,历史进程是周期性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不断地从盛及衰,再由衰而兴。这段话结束时,柏拉图像在《高尔吉亚篇》的结尾处一样,描述了僭主备受折磨的灵魂,并再次谈到诗歌与哲学的冲突,以及人死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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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以苏格拉底在街上与几位朋友相遇作为开篇。这里插入了一段小插曲,朋友们力邀他当天住在他们那里,大家好一起去观看纪念月亮女神的新定节日。雅典号称节日之城,每年大约要过120个节日。苏格拉底的朋友说,届时会有月光下的接力赛马,还有机会和许多年轻人交谈,所以力劝他留下来。苏格拉底欣然同意,和朋友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处房子,一边闲聊一边等待着节日活动的开始。这里提到的人物和地点都是真的。书中参与大部分交谈的两个角色在真实生活中是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交谈场所的房主波勒马库斯是克法洛斯的儿子,而克法洛斯是一位富有的长者,是真正的好人,他亲身证明人能够拥有发自内心的传统美德,也证明这种美德无法言传。在实际生活中,波勒马库斯死于三十僭主之手,他在书中招待的是那些要置他于死地的人的亲戚子侄。节日活动在本底斯神庙举行,那是推翻三十僭主的战斗发生的地点,也是僭主政府领袖克里蒂亚斯身亡之处。柏拉图为何选择这样的地点和这样的人物,我们无从得知。在这群人中,和《高尔吉亚篇》中的卡里克勒斯一样口若悬河的人物是卡尔西登的色拉叙马霍斯,他是位智者,但历史上找不到关于他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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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以苏格拉底询问克法洛斯对老年的看法开始。克法洛斯引用了索福克勒斯[5]的名言,说从性欲的热情中解放出来如同摆脱了一个残暴的奴隶主。他说,老年心境平和令人十分享受。苏格拉底和他开玩笑说,别人可能觉得,他之所以能心境平和是因为他有钱。克法洛斯完全不能同意。他说,赤贫的确难以忍受,但一个不快乐的人不管多么有钱照样不快乐。人无论贫富,好品质、好性格才是最重要的财富。苏格拉底对此当然同意,但他接着又问克法洛斯,财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于是引出了对话中提出的正义的许多定义中的第一个。除了苏格拉底后来确定的定义之外,所有其他的定义都是有不全面的,但它们都揭示了在特定条件下的正义行为,只有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例外,他说,正义是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统治别人——这当然从来就是错误的。克法洛斯说,因为他富有,所以他永远不需要欺诈或偷窃,他死的时候会坦然心安,因为他从未说过谎话,从未欠债不还。经典的正义观是:“不伤害别人、做诚实的人、给每个人他应得的。”克法洛斯提到了其中的两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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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此时提出了第一个看似愚蠢的问题。克法洛斯把正义定义为不打诳语和欠债还钱,但归还从别人那里借的东西永远是对的吗?如果向某人借了一把刀,那人后来得了疯病,可能会伤害他自己,那么该把刀还给他吗?至于说真话,是否应该告诉发疯的朋友他发了疯呢?克法洛斯的儿子此时接过了话头,提出了又一个关于正义的传统定义:给每个人他应得的。苏格拉底后来给正义下的定义也包括这个要素,但现在他先提了另一个问题。“给每个人他应得的”这条原则讲的是操作的形式,但首先需要确定每个人应得的是什么;这就是苏格拉底向波勒马库斯提的问题。波勒马库斯的回答反映了希腊人的传统观点。他说,正义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朋友应得的是帮助,敌人应得的是伤害;财富和权力是好东西,因为它们使人有能力帮助朋友、伤害敌人。当要求雅典人解释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暴行的时候,他们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有能力,所以去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朋友应得到好处,敌人应受到伤害;国家个人,二者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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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对此不能同意。他说,伤害别人从来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使某人的境遇比原来更坏从来都是不对的。他达成这一结论的推理过程极尽曲折迂回,让现代读者看得一头雾水;而在《高尔吉亚篇》里,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一个人受到的处罚是公正的,那么处罚就不是对他的伤害。苏格拉底又问,有谁善于实行帮助朋友、伤害敌人的正义呢?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奇怪,因为在今人的概念中,“实行正义”与修理汽车或翻耕田地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把实行正义视为一种技能。柏拉图却正是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掌握合适的技能十分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应奉行正义,也都应有能力过正义的生活。每一种实际活动都需要特定的技能,而有些人对某些技能掌握得比别人更熟练。这就引出了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各种实际技能都有各自的用处,那正义的人用的是什么技能呢?水手会驾驶船只,外科医生会做手术;以此类推,每一项活动都有从事它的专才和专门的知识技能。正义需要什么样的专门技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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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项活动都有自己的“技艺”(techné,指专门的技术或实践技艺),那么道德又应起什么作用?回答必然是,道德决定着人使用其他“技艺”或技能的方式;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说得更清楚。苏格拉底听到说正义要求人善待朋友、伤害敌人时,问道,谁最能做到这一点?给朋友治病、把敌人毒死为医生所擅长;如果是在海上,救起朋友、淹死敌人是水手的拿手。医学、航海,每一项都有专门的技艺。搞不清楚正义到底是管什么的,如苏格拉底开玩笑说的,似乎正义百无一用。它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而所有其他的技艺都有具体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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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会说,“做正义之人”或“行正义之事”根本不是一项技艺,柏拉图却不这样想。正义影响的是行正义之事和得到正义待遇的人的灵魂。直到对话最后达成了“各尽其分”这个正义的定义,苏格拉底自己的观点才明朗起来。即使如此,“各尽其分”算不算一项技艺也仍然值得怀疑。但是,使灵魂处于恰当、和谐的状态需要某种技艺,这一点还是可以成立的。首先需要驳倒正义等于帮助朋友、伤害敌人的说法。苏格拉底说,伤害别人意味着使他们的境遇变坏,而正义的目的不可能是使人的境遇变坏。遭受惩罚的人也许不喜欢惩罚,但如果惩罚是正义的,就不会伤害受惩罚的人,因为不会使他们的境遇变坏。惩罚反而会使他们变好,所以是他们应得的。希腊的传统观点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是正义;修昔底德说这是雅典人心目中天经地义的道德标准。苏格拉底反对这一传统观点,等于与雅典人的道德立场背道而驰。但苏格拉底的观点并非完全由他首创;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此一观点的影子。荷马史诗中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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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色拉叙马霍斯加入了辩论。他像《高尔吉亚篇》中的卡里克勒斯一样,上来先指责苏格拉底胡说八道,罔顾人的行为方式。读者不禁对色拉叙马霍斯感到同情,因为在哲学论点上,柏拉图发给他的牌比发给卡里克勒斯的牌还要差。他先说根本没有道德标准这回事,后来又为一种特定的道德极力辩护。他为之辩护的道德是反直觉的道德,但无论如何也是一种道德。他如此前后矛盾,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色拉叙马霍斯开始时宣称,人的道德判断完全是胡言乱语,聪明的人一眼就能看穿。聪明人怎么对自己合适怎么来,如果他愿意对别人友善慷慨,他就会友善慷慨,如果他不愿意,他就不那么做。即使他容忍别人满口道德、夸夸其谈,他也绝不在自己的脑子里装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非道德主义者的哲学立场。这一立场连贯一致,不难自圆其说;2000年后尼采宣扬的思想中就有它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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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还给了色拉叙马霍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他为一种异乎寻常的道德辩护。色拉叙马霍斯争论说,人天生要扩大自己的利益。卡里克勒斯的意见也包括这个论点的一些要素。按他们两人的说法,人做事不遵守自然是错误的,遵守普通的道德标准也是错误的。他们宣扬的是另一种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的基本思想是:成功意味着击败所有其他人,行为越“坏”越好。这个论点的一个变种可以言之成理,即有的人,至少是像阿喀琉斯[6]那样灵魂高尚、英勇无畏、专断果敢的人,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守则,而一般人无法,也不应该,采用那种行为守则。这个论点代表的道德观相当粗糙;不如阿喀琉斯灵魂高尚的普通人问到自己该怎么办的时候,回答是,英雄的道德规范不理会他们。普通人是英雄成就大业的原材料,而引人瞩目、意义重大的是英雄的事业,不是普通人。如尼采所说,羊羔不喜欢老鹰,但那又怎么样呢?12人道主义者或胆小温顺的人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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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笔下,色拉叙马霍斯自己陷入逻辑混乱中。他一口咬定,正义是一切符合强者利益的东西。此言可以理解为,由占上风的人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决定对与错,比如,富人对“正义”的定义是保全财产,穷人的定义则是对困苦者慷慨解囊。也可以理解为,正义实际上是真正符合强者利益的东西。前者是非道德主义,后者是一种非正统的道德观。色拉叙马霍斯的前提属于前者,但他后来的争论只有在后者的基础上才说得通。他先是指出,一旦了解了希腊城邦的政府形式,就可以知道立法是按照谁的利益制定的。在民主政体中,立法有利于穷人;在专制政体中,立法有利于僭主。也就是说,人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来确定正义是什么。在接下来一段明显不公平的辩论中,他被引入了歧途。苏格拉底先引诱色拉叙马霍斯承认,被统治者有义务遵从统治者,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做是正义的。接下来,他又使他承认,有时统治者会把自己的利益搞错。将这两个前提放在一起,达成的结论就是,有时被统治者做不符合强者利益的事是正义的。换言之,色拉叙马霍斯等于承认,不义是正义;这根本是前言不搭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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