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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柏拉图并不鄙视艺术。正是因为艺术力量强大，所以他才千方百计要确保艺术传播正确的信息，宣传诸神永远正直善良，是美德的化身。他建议的有些规定看起来荒唐可笑，比如禁止儿童在游戏中扮演胆小鬼和弱小者的角色，以防腐蚀他们的性格；不过这些规定完全出自斯巴达，也为后来的监察官加图[10]和让-雅克·卢梭等人所赞许。按照柏拉图设想的教育制度，先借助严格筛选的诗歌和戏剧给孩子灌输美德，然后让男女学生学习体操和战术。在此值得强调，女孩也接受同样的训练，这又是一个与雅典传统不合的主张，但它与斯巴达的做法类似。对柏拉图来说，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性，虽然斯巴达人也并不要求妇女和男人一起并肩作战。最后，最出色的学生将接受哲学的训练，目的是把他们培养为乌托邦睿智正义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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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提出了两个论点来说明为什么需要训练已经具备了真善美素质的精英阶层。第一个论点是，人的灵魂各不相同。他设计了“高贵的谎言”，以此比喻的形式教导公民人的才能有高下之分。第二个论点建立在第一个论点的基础之上，终于回答了正义为何物这个问题。人的灵魂分金、银、铜三种。铜质灵魂的是工人；银质灵魂的是士兵——他们是柏拉图所谓的辅助者；金质灵魂的是守护者，是哲人王。柏拉图设想会建立一套周密的择优选才制度来选拔精英。他还提出了严密复杂的机制，来确保精英父母生出的后代也是精英。但他也考虑到，需要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并赞同这个制度的基础。读过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人都熟悉个中原因。书中被无线电波控制的工人说：“我真高兴我属于二等。”他觉得头等的人太聪明了，担子太重。14伯特兰·罗素认为，赫胥黎从他那里剽窃了《美丽新世界》的创意。罗素担心，现代科学会使人类在一场新的灾难性世界大战中自我毁灭，希望能借助优生学来生产出爱好和平的人。赫胥黎的作品是对乌托邦理想的可怕扭曲。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并不是精英设法让民众相信，他们的基因自然而然决定了他们的地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柏拉图认为灵魂有金银铜之分的神话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从而是“高贵的”谎言。告诉人民说，人的灵魂以不同的金属做成，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反映了他的灵魂中哪种金属是主要质料；这是“高贵的谎言”，是必要的虚构神话。如果可以假设在理想社会的秩序和自然秩序之间存在着终极对等，“高贵的谎言”就成了更深刻的真理；但柏拉图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论述。他相信，不同的人天生适合于不同的社会角色，而民主雅典众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掌权者是不合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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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创造一个结构与宇宙相契合的自然和谐的社会，这个思想将自然与道德调和了起来。柏拉图哲学的一条原理是，当人的社会地位反映了与自己个性相适合的地位时，人就会得到幸福和满足。如果没有这个关于和谐的自然等级制的设想，《理想国》的论证就失去了目的。只有当人们相信，社会在天生领袖的领导下才会平安无事，并且老百姓愿意服从领导，不愿意占据权位、担负责任，那么他们才会欢迎英才教育。这是苏格拉底反驳卡里克勒斯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又一个理由。他们二人认为，每个人都想大权在握，因为谁都愿意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舰队中的桨手希望对邻国作战，希望打了胜仗后抢夺战利品，所以他们珍视自己在公民大会中的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可借此迫使领导人推行好战的政策。他们并没有显示出“节制”这个柏拉图认为最适合劳动阶级的美德。2000年后，坚决反对民主的托马斯·霍布斯在英国内战结束后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论点，说人生来平等，而非不平等，没有天生的贵族，劳动者和统治者之间没有天生的区别，一切政治等级制均系人为。15按照霍布斯的观点，应当毫不犹豫地服从统治者的领导，但那是为了和平，不是因为统治者是天生的领导。不过，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作家都同意柏拉图的宇宙论。柏拉图的宇宙观为后来基督教关于上帝安排宇宙秩序的思想提供了支持，并且反过来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加强，对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影响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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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其实可以换一种方法，将他的论点作为社会学的主张提出来。一个城邦（或现代国家）有了明确的阶级结构才能最有效地运转；这个阶级结构包括没有权力的劳动者、坚守岗位的军事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统治阶级，全社会毫不怀疑地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权。现代中国的情况并非不能作为此一主张的论据。这是社会学的主张，不需要哲学理论作依据，只要有现实的证据即可。如果它是真理，也只是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真理。反之，一个组织得如此天衣无缝的社会也可能不是乌托邦，而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的反乌托邦。阿尔杜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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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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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由三个阶级组成的结构，现在可以来看正义本身了。人最重要的美德是节制、勇敢、理性和正义。我们也知道哪个阶级体现了哪些美德：适合劳动阶级的美德是节制。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社会的胃，负责满足社会的口腹之需，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活动；自控同样是劳动阶级的美德；适合辅助者的美德是勇敢，他们是社会的心脏，必须勇敢无畏。适合守护人的美德是智慧，他们是社会的头脑，而头脑的美德就是智慧。发现了三个阶级和与之相配的三种美德后，讨论似乎到此为止了。那么正义往哪里摆呢？答案是，正义是统管一切的最高美德。当社会中人人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时候，正义就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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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读者会觉得此论不合情理，因为今人将正义视为几个美德中的一个，而柏拉图却用正义一词来表示接近“全面正确”的意思。我们已经看到，希腊文dike的含义广于我们所理解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刻意将两种正义作了区分。一种是无所不包的全面正义，另一种是通常意义上的狭义正义。比如，正义与慈悲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观点涉及的就是狭义正义，不是柏拉图所关心的广义正义。广义正义与慈悲不可能发生冲突。“正确的”结果就是“正义的”结果。柏拉图认为，“正确”的终极标准是人的灵魂得其所，是人按天性行事，对宇宙和社会的秩序出一份自己应尽的力量。这个观点与现代自由主义相较，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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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倡导由哲人王进行独裁统治，这并非一般意义上为贵族统治的辩护。统治者治理国家没有世俗的回报，行使权力需要极大的自我约束和克制。读过《理想国》的人都对柏拉图所描写的统治精英家庭生活的细节印象深刻，都纳闷他们的生活怎么会如此枯燥乏味。柏拉图理想中的守护人没有财产，也没有家庭，他们的孩子是整个阶级的孩子。柏拉图说，他们没有私财私产，所以才视整个城邦为“他们的”，并一心为集体。没有“我”和“我的”，只有“我们”和“我们的”。他们的利益从属于全体的利益，而不是相反。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问道，这样守护人怎么能幸福呢？苏格拉底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比起全社会的幸福来，监护人的幸福并不重要；第二，他们会幸福的，因为他们履行职责是在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两个回答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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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再次强调这些关于正义的思想的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性质。有两个关于正义的关键思想柏拉图坚决不予考虑：第一个是法治，第二个是政治竞争。根据法治的思想，政府之所以存在，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个人得到公正的对待，也就是说，他们不会遭到抢劫或袭击、他们的财产可以保全、他们的生活有规可循，而不是由掌权者兴之所至任意处置。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见不到法律的踪影。在哲人王的统治下，需要法律管理的冲突消失于无形。正义的一个核心内容也因而不复存在。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涉及权力的公平分配，比如，统治权是应该掌握在出身高贵的人的手中？还是大众的手中？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统治权必须由哲学家来掌握，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事务交给愚昧无知的人来管理，哪怕管理人是他自己。柏拉图不认为，仅仅因为大众想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肯定能管好。柏拉图的理念是非政治的政治，因为它没有相互冲突的合法利益这个概念。统治者的任务是知道应如何正确分配任务和奖赏，并将这样的知识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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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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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后2/3的部分阐述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观念，趣味无穷，可惜与本书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只能略过不谈。不过后面的部分中有三个论点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第一个是为什么哲学家能够并且必须做统治者；第二个是为什么完美的国家无法连绵永续；第三个柏拉图前面曾经提及，在这里他最后一次试图说明，正义之人永远比不义之人幸福。柏拉图把求稳这个普通的政治论点变成了哲学论点，如果要创立反映自然秩序的城邦，哲学家的统治是必需的。既然只有通过哲学才能领悟神意安排的秩序，城邦就只有在哲学的庇护下才能趋于完善。对不专攻哲学的读者来说，这个论点的有趣之处不是柏拉图有关自然秩序的思想的详细内容，而是因为他鼓吹哲人王的论点像极了后来各种为神权政体张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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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意政治的关键任务是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与上天安排的自然秩序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必须由懂得自然秩序的人担负社会的核心角色，即使不当日常管理社会的统治者，也要做统治者的精神监护人。此人的权威应如何行使，这个问题使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困扰不已，在伊斯兰世界中至今尚未得到解决。中世纪的欧洲苦苦思索教皇能否罢免国王，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现代伊朗是公开的神权国家，而以色列虽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神权政体，但实际上内心斗争激烈。英国有自己的国教，但比起美国来，社会的世俗化程度明显地高很多；美国宪法明文禁止拥立任何宗教，政客却不遗余力地争取虔诚教徒的选票。柏拉图的回应是：哲学家必须做国王，国王必须是哲学家。不过却有一大困难：柏拉图自己也说过，哲学家不愿意当国王。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说，人如同坐在幽暗的洞穴中，只能看到前方的景象。他面前的洞壁跳闪着在他身后走动的人的影子，而他以为那些影子就是现实。走出洞穴的哲学家先是被阳光眩花了眼目，然后看到了世事的真容。为寻找真理上下求索，终于如愿以偿的哲学家愿意不愿意再回到仅有幻象的世界中去呢？当然不愿意。哲学家这种不情不愿反而是好事，因为最好把政府交到没有个人野心的人的手中。另一方面，这又说明，在乌托邦外，哲学家做统治者也许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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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政府十分精简，因为国家永远静水无波，可垂拱而治。在持批评意见的人看来，这是柏拉图的乌托邦的一大缺陷，柏拉图自己却视其为优点。国家物产贫乏，不会引起邻国的贪婪觊觎之心；国家的军队骁勇耐战，足以抵御入侵。因为大家都按自己的本性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所以没有人会不自量力，逾矩行事。绝不会有新奇的爱好。守护人精心安排统治精英繁殖后代的方式，以确保能生出合适的人来占据合适的位置。至于守护人这样做的时候根据哪些考虑，如何进行，可惜柏拉图没有解释，只泛泛地提到一些晦涩难明的等式。只要守护人计算正确，就会千秋万代永保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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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通人，或“铜质灵魂”的人，还有两个未解的大问题。一个是他们是否过着正义的生活。可以说他们过不了正义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灵魂是铜质的，他们的主要美德不过是节制而已；也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是正义的，因为如果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本性吻合，做的是自己分内的事，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坚守了本分。综合这两种想法，可以说，普通人的生活中有正义的内容，但不像哲学家那样完全正义。这个结论会使一些人反感，因为它等于说人的道德能力取决于他所属的阶级。另一个未解的大问题是普通人到底做些什么。回答似乎是，他们做在任何地方都通常做的事，但不受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们不必去打仗，也不能参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什么政治好参与。他们做的事大概有种田、制造手工艺品、照顾家人；因为安全有所保障，所以他们享受着平凡的快乐，心无挂碍，幸福满足。他们不是在残暴的斯巴达主人铁蹄下挣扎的麦西尼亚奴隶，而是默默耕耘的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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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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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如果能建立起来，似乎就应该能永久维持下去。柏拉图却说，非也。一定会出现各种问题。也许优生学计算出了差错，或者某些原因导致守护人不再能够或不再愿意履行职能，于是就引发政治变化，开始了衰败的循环。先是荣誉感压倒智慧，成为权威的基础。原来睿智审慎的精英统治变成了“荣誉至上的政治”，接着又进一步堕落为富人压迫穷人的寡头政治。书中说得很清楚，荣誉至上的政体就是斯巴达。它比最好的国家次一级，且不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是相反。正如乌托邦居民的灵魂反映了乌托邦的状况，信奉荣誉至上的人的灵魂反映的是以荣誉至上为治国方针的国家的价值观。寡头政治和寡头统治者也是一样；他们比荣誉至上的政治更加堕落，所追求的不是荣誉，而是财富。寡头政治的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彼此互为敌对。这种敌对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革命，最终产生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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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自由，而柏拉图对此毫不掩饰地坚决反对。雅典的政治自由或民主自由的概念是isegoria，意思是所有合乎资格的公民都有在公民大会中发言的平等权利；而eleutheria一词的意思较为笼统，指没有主人，不是奴隶。希腊人抗击波斯，为的是捍卫他们的eleutheria；雅典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有isegoria。柏拉图批评民主对所有人放任自流，任其各行其是。奴隶傲慢无礼，驴子在人行道上和公民抢路。最终，民主的种种过分和无节制将导致有钱有权阶级的疏离，循环至此到达最低点，即僭主的崛起。僭主政治是一切政府形式中最坏的一种，但如果僭主能成为哲学家，就有可能超越僭主统治，重新开始哲人王的循环。除了乌托邦的情况外，哲学家应远离政治，但也许哲学家能够教育僭主的孩子成为哲人王。柏拉图去叙拉古亲自试验过这个设想，结果险些连性命都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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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上，历史循环论每隔一阵就会大行其道。用这类理论来分析政治变化，其效果乏善可陈。但柏拉图的循环说还有别的目的。他对“荣誉至上的政治”的描述是对斯巴达的赞许，似乎是说，斯巴达尽管远非尽善尽美，但才是衰败刚刚开始的第一阶段。他说，当贵族利欲熏心的时候，“荣誉至上的政治”即开始堕落，此言用来描述斯巴达的情况十分恰当；希腊人也都明白他所说的好的统治和贪得无厌的富人统治之间的区别。柏拉图说民主制度酷嗜自由，所有人都各行其是。这完全是对雅典的毁谤，绝非持平之论。然而，这是上层阶级常有的抱怨。柏拉图对民主的批评与人称“老寡头”的作者[11]的意见如出一辙。伯里克利说，雅典公民不对他人的生活横加干涉，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柏拉图的批评无意中为伯里克利对雅典的礼赞提供了依据。在现代读者看来，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是失败的，因为他笔下的雅典民主听起来如此热闹有趣。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柏拉图对僭主政治的描述，因为那是他关于正义比不义好的论辩中最后一个关键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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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前提是，公民的灵魂反映国家的特点。他认为，民主政体中的公民几近疯狂地热心追捧新奇的东西，永远朝三暮四、虎头蛇尾，所以才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正是雅典不自量力的鲁莽扩张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色拉叙马霍斯崇拜暴君，因为暴君可以为所欲为，无人能挡。柏拉图却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暴君/僭主的悲惨处境。他靠谋杀和欺骗上台，靠恐吓人民来维持统治，但这意味着他也激起了人民的仇恨。他心知肚明自己是世界的公敌，也将全世界视为敌人。他的心灵片刻不得安宁。他的食物可能被下毒；他在熟睡中可能被人刺死；他夺权期间没来得及杀害的旧友可能会伺机暗杀他。他的生命是不值得过的，他的恐惧随时可能成真。即使只看现世，作僭主/暴君也是不划算的。批评柏拉图的读者会一如既往，抱怨说柏拉图的描述夸大其词，但这种抱怨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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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国》的结尾处，柏拉图先以奇怪的穿插方式重申了哲学和诗歌的冲突，接着，他像在《高尔吉亚篇》中一样，描述了正义之人和不义之人在冥间的命运；在那里，他们的灵魂将受到审查，他们将得到永恒的奖惩。那是正义之人和不义之人结总账的地方。西塞罗《论共和国》第六卷中的“西庇阿之梦”就是根据《理想国》的这一段写成的，宣称坚定不移为罗马共和国服务的领导人将得到永生。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西庇阿之梦的启示和激发下探讨转世的问题以及基督教与柏拉图的宇宙观是否相合。然而，在《理想国》论辩的狭隘范围内，厄尔的故事[12]没有太大意义，只表明柏拉图没有回应色拉叙马霍斯的质疑，或者说他回答了色拉叙马霍斯的质疑，却没有回答格劳孔的问题，即没能说明一个沉着冷静、处事泰然的僭主/暴君（假使具有这种心理素质的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中的境遇怎么会不如被他欺压的人。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说，人渴望来世，恰恰是因为今生今世几乎看不出美德与幸福的联系。也许更具有政治意义的是，虽然柏拉图没能回答格劳孔的诘问——他当然回答不了——但他关于暴君生活那种悲惨无助的描写极具说服力。想想希特勒和斯大林过的日子，没有人会对他们心怀羡慕。这就足以驳倒色拉叙马霍斯将暴君奉为英雄的论点，不过不能证明苏格拉底的论点。同色拉叙马霍斯一样，他太过极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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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理想国》使人看到，柏拉图对理想政体的叙述属于灵魂培养术，而非治国术；它根本不是对政治生活的描绘。在他的理想国中，没有经济生活需要规范，没有犯罪需要镇压，没有互相冲突的利益需要平衡，没有不同的政策观点需要调和，没有价值观的抵触需要安抚、统筹或压制。“我们在如此众多的重要问题上意见不一，如何能在一起生活？”对此，柏拉图的应对办法是否认问题的前提。他的回答是，“让我们永远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保持意见一致。”《美丽新世界》是反讽式的模仿，描绘了柏拉图的乌托邦在20世纪腐化变质的形式。霍布斯的《利维坦》探索了人需要达成多大程度的意见一致才能实现和平。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大家都认识到，柏拉图与其说解决了建立正义政体的问题，不如说证明了此事不可行。柏拉图的天才部分地表现在他如此清晰地表明，人对和谐的渴望（谁不渴望和谐呢？）与提高日常政治生活的效率是多么格格不入。在这个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在一个非乌托邦的政体中有可能实现何种正义，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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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诸神赋予统治者金的灵魂，卫国者银的灵魂，普通人铜的灵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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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oliteia一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意思，有时是“城邦之政制”，有时仅指政制中的“共和制”形式。译文中会结合上下文译为不同的词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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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希腊著名诗人，喜剧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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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希腊诗人、历史学家、作家、著有《回忆苏格拉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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