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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希腊悲剧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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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伟大英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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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qui custodet ipsos custodes，拉丁谚语，通常认为出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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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圣经·马太福音》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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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传说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制订法典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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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古罗马政治家，又称大加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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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元前5世纪题为《雅典政制》的小册子的匿名作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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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讲的一个关于灵魂转世的神话，讲一个叫厄尔的战士战死后参观冥界的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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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政治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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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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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对政治涉足很深。公元前323年雅典起义反抗马其顿统治的时候，因怀疑他的忠诚而将他放逐，他就死在流亡期间。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他的女儿嫁给了安提帕特将军。这位将军在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启程去征服波斯帝国时，被任命为镇守希腊的摄政者。古代的历史学家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他教过的亚历山大大帝怀有二心。普卢塔克[1]说，是他提供了毒药想毒杀亚历山大，但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也可能不是死于毒药。（传说安提帕特怀疑亚历山大对自己起了戒心，可能会有杀身之祸，遂先下手为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出生在希腊和马其顿边界上的小城斯塔吉拉，在现代的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稍东一点儿。公元前367年，他来到雅典，到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一待就是20年。自他到达雅典，到他于公元前322年逝世这45年见证了雅典命运的大起大落。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经过休养生息，百废复兴，重振了国力；但后来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被马其顿大军击败。公元前323年，雅典趁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机会发动起义，但在同年的阿莫格斯海战中再次败绩，希腊城邦的政治独立至此终告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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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在学园的事业随之中断。学园的领导换了亚里士多德不喜欢的人，于是他偕朋友色诺克拉底离开了雅典。他在莱斯博斯住过一段时间，受那里的僭主赫米阿斯招待。赫米阿斯出身奴隶，但精明强干，后又从波斯国王那里买下了阿塔讷斯城的统治权。赫米阿斯曾在学园学习过，以高超的哲学造诣闻名。后来，波斯国王怀疑赫米阿斯密谋帮助马其顿入侵波斯，下令对他严刑拷打后予以处决。赫米阿斯死后，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侄女成了亲。亚里士多德是否由赫米阿斯引荐给了马其顿的腓力国王，这一点并不清楚，反正腓力国王在公元前342年将亚里士多德召到了佩拉，请他担任年少的亚历山大的导师。亚里士多德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坐到公元前336年，但他肯定上任不久就成了半职的导师，因为自公元前340年起，亚历山大就开始在父亲不在时担负监国的责任，两年后，又在喀罗尼亚战役中统帅了其父的一部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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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创办自己的学校——吕克昂学院（the Lyceum）。此时，雅典反抗马其顿统治的第二次起义刚刚失败。底比斯也曾反抗马其顿，战败后被夷为平地；但令人惊讶的是，腓力和亚历山大都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惩罚雅典人。他们允许最坚决反对马其顿的领导人狄摩西尼继续留在雅典，没有将其强制流放。此时色诺克拉底执掌了学园，但没有证据表明亚里士多德要和他的老朋友唱对台戏。他创立自己的学校，绝无给朋友拆台的意思；他的学校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特别注重实际调查研究。亚里士多德要求学生描述并分析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开创了政治学的经验研究学科。在我们所了解的通过科学、经验和实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将自然视为人永远无法企及的美与秩序的来源那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敬之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自然主义”达成了一种平衡。他的引人入胜的政治分析充满了世故的智慧，同时也像柏拉图一样，试图说明最好的国家由其“本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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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后的生活并不平静。大多数雅典人都对马其顿的霸权极端仇视。直到狄摩西尼于公元前322年自杀身死之前，雅典政治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一直是：雅典能否抵抗马其顿的霸权？胜算几何？安提帕特像任何占领军的首领一样不得人心；亚里士多德感到自己不仅是外邦人，而且不受欢迎。亚里士多德和莱克格斯[2]的友谊一度舒缓了他的窘境。莱克格斯曾师从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3]，现负责雅典的财政和城市的日常维护；他名义上是民主派，属于狄摩西尼阵营，但他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赞扬的那种温和的贵族派政治家。他保护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确保了他们对民主政体的支持。即使这样，最终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还是无法容身。公元前323年6月，32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猝死的消息引发了雅典的公开叛乱，关于亚历山大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死于疟疾，有人说是死于肝衰竭，还有人说是死于毒药。亚里士多德退隐到优卑亚岛的卡尔西斯，一年后去世。同年，安提帕特彻底粉碎了雅典恢复政治和军事独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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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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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读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几个观点深不以为然，其中最明显的是他关于奴隶制的观点和关于妇女的智力和政治能力的观点。1这两个观点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主人对下人——男性家长对妻子和奴隶——的关系是一项基本的、自然的人际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公民的家是一个单位，家里的粗活由奴隶来做，因为干粗活会使人不适合从事政治。奴隶和普通劳工解放了公民，使他得以投身于政治生活。家长管理家庭部分地通过政治手法，部分地通过别的手法。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主人对奴隶、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孩子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即使妻子肯定是自由人，而奴隶没有自由。2父亲对孩子行使“国王式”的统治，对妻子的统治则是“法规式”的，但亚里士多德没有说，丈夫和妻子应如公民参政一样轮流持家。下面我们将看到亚里士多德如何为这些关系的公正性辩护。但首先要注意两点。第一点非常令人不安，他说抢夺奴隶是一种作战和狩猎的技艺。3古代社会高度依赖奴隶，有些国家或海盗团伙将“抢人”视为合法的生意和谋生的手段。他们魔爪所及范围内的村民和在海上长时间航行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住卖为奴隶。对于把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当作奴隶出卖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建议了管理的办法，但并未批评这种行为本身。他本来有很多机会对奴隶制提出批评，因为他承认，许多撰著者都说奴隶制是有违人性的不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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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试图从自然秩序中为奴隶制的存在寻找理由的时候提出，在自我管理能力上，（他认为）天生的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出身奴隶的赫米阿斯曾师从于他，也曾保护过他；亚里士多德写过一部回忆他的书，在他不幸死去后还娶了他的侄女。对于赫米阿斯他到底怎么看，我们只能想象。据说，赫米阿斯死前最后的话是：“我没有做任何有污哲学家名声的事。”亚里士多德同样认定，妇女在家庭中只能起附属作用。他说，她们的理智承担这样的作用是足够了，但远不能在政治事务上作出独立的判断。妇女、奴隶和儿童只能待在井然有序的家里，市民辩论会和公民大会不是他们去的地方。值得思考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古希腊非常普遍，但是为什么读者经常会对他的观点愤怒不已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的论述都非常脚踏实地，表明他十分注意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这在对政治生活一概拒斥的柏拉图的著作中是看不到的。亚里士多德和很多聪敏的妇女交流过，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也有很多机会结合赫米阿斯的情况反思奴隶制的正义性。简而言之，现代读者会觉得，纠正亚里士多德盲点的办法是更多地使用他自己倡导的经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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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自然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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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来自未来的建议一定会无动于衷。他的“自然”概念与今人不同，寻求事物的自然秩序也不完全靠经验。赫米阿斯显然不是“天生的奴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天生的奴隶。亚里士多德写过一句著名的话：“显然，国家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4因此，必须先来看一看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理解。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第一种是质料因，即构成需要解释的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该物体所采取的形式；第三种是动力因，即该物体产生的过程；第四种是目的因，即物体的最终目的。要明白植物、动物、个人和机构等等实体的行为，需要研究它们的目的。这就是目的论，以目的作为解释的基础。17世纪的科学革命将目的论逐出了自然科学的行列。我们今天把物质原因理解为使某事发生的预先存在的条件，而不认为自然本身有某种“恰当”的状态。因此，现代关于自然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大不相同。今人用“自然的”或“天然的”来形容事物未经人为影响的状态，比如“天然的金发”，但亚里士多德把人为的结果也放入了有“自然”和“非自然”形式的事物之中。当今社会，妇女享受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这在他眼中就是“不自然的”。生活的“自然”形式是好的，因为它达到了自然赋予它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中保留了下来，其基础思想是：上帝是大自然的造物主，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法律互相加强。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是神创造了自然。对他来说，自然本身就是神。因此他非常容易接受怀疑论的观点，把“自然”与“不自然”的意思与“常见”与“少见”，或“道德”与“不道德”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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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篇将“自然是社会规范的基础”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亚里士多德问：有没有人“自然（天生）”是奴隶？意思是有没有人在世界上恰当的位置就是做奴隶为别人服务？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证明奴隶制的存在是合理的，也说明为什么做奴隶对（自然的）奴隶是好事。一旦发现了什么是“自然的”，就明白了事物现状的由来以及事物应有的状态。另外，自然有等级之分。万物都追求某种善，最高级的事物追求的是最高的善。人为万物之灵长，必须从人应如何追求最高的善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行为。尽管亚里士多德有他的偏见，但是他对于实际情况并未简单地生搬硬套理想政体的模式；只有通过调查人民自我治理的现状，才能知道他们应该如何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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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发现自然要达到何种目的，就必须观察自然。自然并不总是能实现她想实现的善。世上总是有生长不良的树木、病体恹恹的儿童、夫妻不和的婚姻、陷入内战的国家。但是，只有知道事物发展正常顺利时的状况，才能明白“生长不良”和“有病”这样的字眼所包含的标准。因此，政治学是具有强烈规范性的一门自然历史科学。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了解释事物须达到的标准，2000年来一直被奉为圭臬。四因——形式、质料、目的和动力因——在政治分析中各有其位。国家的形式是它的政体；质料是它的公民；目的是让公民一起过最好的生活；推动它形成的动因据《政治学》开头的章节说，似乎是对自足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后几卷中关于革命的讨论既叙述了有些国家垮台的原因，也列举了有些国家虽风雨飘摇却仍苟延残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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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关于一切真正的知识皆须如几何或数学般精确的观点。柏拉图将感官世界斥为真实世界的模糊影象。如果对人手画出的等边三角形进行精确的测量，会发现没有一个是完全等边的，总有一边比另一边长，两边的夹角与其他角的度数也不相等。在柏拉图眼里，经验的世界本身是对超越经验的真实世界的拙劣模仿；而几何研究使几何图形达到完善。亚里士多德并不轻视人所观察到的世界。人理解的世界就是眼中所见的世界，尽管人有时会受感官的欺骗，比如，有黄疸病的人看一切东西都是黄色的。应当对“表象”作出透彻的解释，说明人所见、所闻、所尝、所嗅的世界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表象。17世纪的伽利略向他同时代的人解释说，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动。虽然他这一学说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但是他自称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认为自己有义务说明，为什么看起来太阳似乎是在围绕地球转动。他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学说（亚里士多德以为地球真的是宇宙之中心），但他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任何解释都必须说清事物为什么具有特定的表象才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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